为了博士论文，他“卧底”蟋圈七载

为了博士论文，他“卧底”蟋圈七载

2006年9月3日，牟利成坐着火车去上海。途经兖州，上来了一群人——蟋蟀收购大军。他们乐滋滋地讨论起这次的收获。牟利成偷听谈话，醍醐灌顶，这不正是自己一直在焦虑的人类学好选题吗？

原本在大学里兢兢业业工作的人，忽然就成了斗蟋爱好者。每年夏秋“虫季”，牟利成奔赴全国重要的斗蟋产地，小心翼翼地与蟋友接触，渐渐打进这个封闭性很强的圈子，花了七年多的时间，他成了山东省斗蟋协会的八大理事之一，同时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且结集出版，名为《隐遁的社会：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国斗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牟利成直接参与斗蟋，拥有丰富的一手材料，大多是玩家的经验之谈和八卦趣闻，这些在书中就以字体稍小的口述段落表现。比如，玩家“孟”说起自己的“黄三头”和老六的虫摞上了，两人关系本来挺好，况且这是在强哥的场子里，可是老六估摸着己方优势，非要来一场，谁料想“黄三头”发了狠，“噌”一下，蹿过去，“啪”的一口，老六为了4000元的赌金着了急，就赖孟使用了“冲锋草”（以草引领争斗），孟气坏了，“你们说老熟人至于吗？你们说老六这个人怎么这样？”牟利成保留了说话人的语气、神态、当地方言与斗蟋行话，笔墨不多，栩栩生动，每段口述都仿佛生动的小品或独幕戏。

这些口述直观地展现了斗蟋者的想法。警察来“爆堂子”，抓住不过罚几千元，为什么要甘冒大险跳窗逃跑呢？你不懂了吧。这就好比捉迷藏，一个跑一个抓，跑了的，回头就有了炫耀的资本，老实蹲那里乖乖等抓的，圈子里要笑话你，玩不起。小宋的这席话，让牟利成大吃一惊，他意识到“嬉戏”不仅是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支配人们以特定的态度、原则和行为方式并最终体现为某种稳定的集体行为样态的文化”。

社会学进入中国只逾百年，乃西学东渐的成果。依据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牟利成先后祭出那些百试不爽的“法宝”：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国家-市场-社会分析”，哈贝马斯的“生活空间”，胡塞尔、舒茨的现象学，吉登斯和布尔迪厄的“场域”……这些理论展示了作者的学识素养，头头是道，在一定程度上确能拓展读者的思维深度。比如，作者提出疑问，为何斗蟋这类社会性嬉戏，并不随着王朝更替和历史的变迁而湮没或消逝呢？借鉴西方社会学的观察，牟利成的研究宗旨，就是重新审视“国家-社会”的关系，那些生活在结构和历史之外的“匿名人”，如何遵循、维护并构建着自己的生活世界。

牟利成使用最多并且最成功的理论源头来自于费孝通——《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作品中谈论的“熟人社会”与“差序格局”。斗蟋就是斗人，口述者无数次强调，主人的秉性决定了他们排兵布阵的方式，如何设局、如何押花，唯有熟人才能摸清门道。斗蟋人也有师承，关系连带，“堂子”有规则和秩序，整个蟋圈自有其结构和形成逻辑，自成一套伦理观念和体面身份。这个隐遁的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熟习的，依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的习惯准则来指导每个人的行动，因此可以称之为“文化”，因为文化本来就是传统。斗蟋社会，归根结底仍是一个顽固的乡土社会，这是费孝通的理论适用本书阐释的根本原因。

读完该书，我与友人笑说，梗概可以写成《为了博士论文，他不顾家人反对，“卧底”蟋圈七载，终成一代大佬，然而……》。这是玩笑，我的意思是写法不妨大众化。虽说写作的出发点是博士论文，出版时可以考虑修改得通俗一些，比如《天真的人类学家》这类有趣又有料的通俗学术、比如何伟《江城》这类把经验融入叙事的写法，让读者自己去感受那些道理。实用主义的学业考虑，多少桎梏了牟利成的写作思维，让他把这么好的题材，把一个有意思的本土经验，披上“西学中用”的外衣，大块的理论和专业术语太多，受众面的狭窄阈限了作品的公众视域。有点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