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自己写进小说

他把自己写进小说

从诺奖归来后的莫言，小说越写越短——都是短篇小说，而且这些小说都采用了限制性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作者与叙述者不容混淆，这一点的重要性已成为文学理论的共识。但是作者莫言，却将叙述者的身份在小说中昭告天下：穿梭在各种乡间复杂人事，见证着人性幽微的“我”，是那个回到了高密东北乡，叫莫言的作家。

写作《红高粱》的莫言，透过讲述家族故事来寻找家族和民族的生存依据；写作《生死疲劳》的莫言，用人与动物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阐释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现在以作家莫言的身份，重新审视家乡各种复杂的人物关系，他所迷恋的“故乡”意象依然顽固，但笔下呈现的人物，不再强调家族/民族纵深的价值标向，而是以“我”作为参照物，映照出众生相，揭露现代语境中更加深藏的人性秘密。

心比天高，空谈理想的表弟宁赛叶此生只写过一篇小说，却从未发表过。他把未发表的责任推给了“我”，认为是在文坛功成名就的“我”担心自己被他超过而不推荐给刊物。他的中学同学，专事钻营、俗不可耐的伪文青金希普，仗着“我”的名号招摇撞骗，毫无道德底线。但活在虚假的文学梦中的宁赛叶宁愿被金希普蒙骗，也不愿意听从表哥莫言的规劝，他坚信“你们的时代结束了！轮到我上场了！”金希普与宁赛叶，两个人物形象常见，却又难得。《诗人金希普》与《表弟宁赛叶》以著名作家莫言为文眼，将两个短篇贯通，互为注释互为印证，文字克制，绵里藏针，叙述在虚实之间，极短的篇幅中能见出老作家的功力。

说起来，莫言与《花城》渊源颇深，90年代初刊发了多部中篇小说：获得第五届花城文学奖的《父亲在民伕连里》讲述淮海战场一侧，因一次意外的“权力更换”，“父亲”带领着一支疲惫不堪的民伕运粮队用独特的方式，把解放军的军粮一粒没少地送到了前线。《白棉花》以乡下青年马成功为叙述者，他爱慕的棉花工厂女工方碧玉，贫穷的父亲将之许配给乡长愚钝儿子，她与浪荡青年李志高相恋，被揭发后又被抛弃。《我们的七叔》，叙述者“我”虽名为“管谟业”，却仅担当着说书人的功能，讲述因经历战争而灵魂严重畸形和扭曲的七叔一生。这几个小说里面，只看到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叙述者，作者深深隐藏在小说人物背后。

福楼拜曾言“小说家绝对不能把自己写进作品”，人们似乎也会觉得，小说家越是将自己从故事中抽离出来，那么他创造的人物和事物越是显得真实。诺奖后归来的莫言，却一直在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将“作家莫言”强势植入他的多篇新作之中。

《收获》2017年第5期发表的《故乡人事》包含了三个短篇。由于在割麦上不是地主孙敬贤的对手，善于写作的“我”，靠一篇作文《地主的眼神》让孙敬贤吃尽了苦头，也让“我”为此愧疚许久。在《地主的眼神》里，因引用到一句农村俗语，莫言自我指涉了现实中的著作《白狗秋千架》。另一篇《左镰》的开头更是开宗明义：“各位读者，真有点不好意思，我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里，都写过铁匠炉和铁匠的故事。”来为自己这篇歇笔多年后写的第一篇铁匠故事充当小引。《十月》2018年第1期发表的《等待摩西》，讲述农村妇女马秀美靠捡破烂艰难地拉扯两个孩子长大。当失踪三十年的丈夫柳卫东（原名摩西）回家时，他的妻女态度如何，“我”因无从想象，特意前去拜访。只见有着虔诚信仰的马秀美依旧无怨无悔。结尾“我”一句感叹“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勾起了无限遐思。

在读到以莫言为叙述者的小说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陷入这样的推想：获得诺奖后的莫言，到底是什么样的莫言？他对在文学歧途上执迷不悟的表弟，怀着深切的痛惜和同情；他对仗着文学之名偷摸拐骗之人，十分憎恶却又对现实流弊无能为力；他因自己的文章鞭挞，过分惩戒了一个充满小奸猾而无大恶的人，反复纠结；他对因自己的出卖，而被父亲惩罚砍断右手的少年，抱着永远也抹不去的不安与愧疚；他会因为一个悬疑三十年的故事，不远万里地追寻着答案……因为是莫言，我们在小说文本之外，读出了更多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