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史的八卦与严肃

戏曲史的八卦与严肃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博士郭安瑞于2014年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图书奖”的作品——《文化中的政治》，副标题名为“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郭安瑞、朱星威译，启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研究对象是中国晚清戏曲史，全书分为三个部分：观众与演员，场所与剧种，剧本与表演。作品把剧种研究的主要因素都考虑进去了，但绝非普通意义上的戏曲研究，而是独辟蹊径的一部“填空”之作。

从作者采用“品花谱”、“嫂子我”等边角为主材，剖析京剧的男女性别意识，这种史料的选取和分析方法上，就见新意与深度。

所谓“品花谱”，是一种品评戏曲演员色艺的清代文本，流行于18世纪后期，涉及伶人生平、才艺和北京风月场所的琐谈，主要记录对象是男旦。所谓“嫂子我”，得名于这类戏目中主角上台后的开场白，典型剧本如《水浒传》、《义侠记》和《翠屏山》，刻画以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这类勾引丈夫兄弟（结义兄弟）不得转而与他人私通的女性的故事。

作者所说的“观众与演员”往往是有特定指向的，经常专指剧评家与男旦。这里的剧评家，又进一步限定为撰写花谱的文人才子。花谱作者必定是梨园行家，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判断能引领一时风尚，因此，“年年岁岁出新编”，大受欢迎。花谱撰写总体上围绕着“品”这一排序概念，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作者将之推溯至南宋的文人品味，更借柯律格和李惠仪之论述，着眼晚明时期繁茂的物品鉴赏撰著风潮，得出“文人对物品的书写是对自我世界的重组和规范”的概括。

作者指出，这些花谱并非纯粹鉴赏性的作品。盖自明末以来，士大夫不许狎妓，不得不寄情于优伶，男色之风遂盛。“品”之道，由物及人，就是将人物化。至于以花朵与美人，从色、艺、性情三方面品评男旦，表明了男旦的社会性别女性化的实质。这里既有一种青楼文学话语，也有一种跨越性别、雌雄同体的社会风尚。盖自满清入关以来，江南文化日益趋向阴柔气质。花谱作者对男旦之“花样”描述，不能只认作是无聊的游戏，同时寄托着文人对生命、美貌、自我价值流逝的普遍关切。男旦之微妙处境，最能引起共鸣。

“嫂子我”之类型戏曲，充斥大量色情与暴力，历来是被当作违碍戏的。不登大雅之堂，难入时贤之眼，偏生热闹盛行。作者紧扣《水浒传》等三部戏，分析阐述文本、表演、剧种与观众对社会性别角色接纳之间的相互影响。戏从民间来，首先是娱乐之愿望，后来才自其中发生教化之要求。“嫂子我”原本当是为了惩淫励品，那些出格的女人最后必得大恶的后果。然而，这里头许多的情节，演出淫情浪态的人固然不见得有多少羞耻心，催使着伶人演出这淫情浪态的，自然更离不开台下喝彩听戏的观众。

《水浒传》《义侠记》和《翠屏山》，这三部主题类似、情节大同小异的戏曲，经作者细密的梳理与比较，我们发现，男性由最初的无奈被动杀人到最后的残暴虐杀，女性亦相应地转化成了一种更容易引起大众同情的角色。作者说，“从晚明到晚清，‘嫂子我’故事的发展轨迹引导出两种关于本真时常对立的论述，一个源自出轨而魅惑的女人‘本色’的情欲，另一个植根于争议和暴力的男性豪杰激情。”“嫂子我”里，一方是女子的欲念，另一方是男子的复仇，两方构成的戏剧张力和平衡的不断打破与重新调整，以及公众对两方所寄予的同情的浮动来回，这其中可以得窥两性观念的社会变迁。

本书既然名为《文化中的政治》。那么，政治的影响力体现在哪里呢？对特定剧种的扶持，肯定有官方的导向性。这里涉及清代戏曲的“花”“雅”之争。“雅”以昆曲为首，“花”则起初大多流行于乡村野店，京剧就是“雅之衰”与“花之兴”的产物。乾隆时期编纂的庞大的多卷本大戏《忠义璇图》，就包括了《水浒传》、《义侠记》和《翠屏山》。作者说，这表明清廷在娱乐价值和道德品位之间做了妥协，最终吸纳、挪用了那些戏曲材料。

这种妥协意味着，政治力量以主动的方式参与到了民间语言环境的构建之中，男女性别意识与一个时代相关的伦理道德机制，当然离不开戏曲这种受众面很广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