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乃英：结缘日本文学研究一甲子

何乃英：结缘日本文学研究一甲子

何乃英，1935年生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东方文学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东方文学和日本文学教学、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新编简明东方文学》、《川端康成小说艺术论》、《泰戈尔——东西融合的艺术家》、《东方文学概论》（主编）等。

金羊网记者 朱绍杰

提及日本近代文学家，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可能是中国读者最为耳熟能详的两位。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乃英撰写的《夏目漱石和他的一生》《川端康成和他的小说》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引发学界关注。

何乃英自1958年开始从事日本文学研究，至今已整整60年。他认为，从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以及其他一些东方著名作家所取得的经验来看，其共同点是走了一条“东西融合”的道路，这对于当下提倡“文化自信”有着启示意义。

对日本文学的研究以“改革开放”为界

羊城晚报：您对日本文学的兴趣与研修，结缘于何种契机？

何乃英：我1958年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从那时起就将日本文学作为教学和研究的重点之一。我对这两位作家比较正式的研究，是从1981—1983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当派遣研究员时起步的。当时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阅读他们的作品，搜集资料，包括他们的作品全集和日本学者对他们的研究著作在内。

羊城晚报：我们国内学者对日本近代文学的研究经历过什么转变？

何乃英：我国学者对日本文学研究的最大变化无疑是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的。从这两位作家在中国的不同待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是因为，就小说的思想内容来说，他们两人有很大的区别：夏目漱石的前期小说主要批判日本社会的黑暗，后期小说则批判日本人内心的黑暗——自私自利。他的批判有时候还很尖锐，所以被中国人接受的时间比较早，20世纪50年代我们就翻译出版了他的小说。

川端康成的小说主要追求美，既包括自然美、女性美和卑贱美，也包括虚无美和颓废美。在某种观点看来，有时会有一些不大健康的因素，所以被接受的时间比较晚，基本上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20世纪80年代初，还在我国学术界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当时主要是围绕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国》的评价展开的。

川端康成获诺奖让日本文学受益

羊城晚报：夏目漱石身处西学兴盛、明治维新的时代，他的作品如何处理文学艺术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何乃英：夏目漱石生活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时代，而且在大学读的是英文系，又是英国留学生，所以他的文学创作受英国文学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文学的系统影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在此之前又非常喜欢汉学，喜欢中国文化和文学。此外，作为一个日本人，他自然也深受日本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影响。

以他的小说语言为例，是以日本近代生活语言为基础，同时向日本的古典文学和曲艺学习语言，还从中国的诗歌和文章以及欧洲的文学作品中汲取养分，并将这些融化在自己的作品里，为二叶亭四迷所开创的“言文一致”运动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羊城晚报：川端康成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在您看来他获奖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日本文学而言，诺奖有怎样的意义？

何乃英：我以为川端康成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采用了西方人能够接受的方法（有的是纯西方的、纯现代派的，有的是东西方结合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较充分地表现了日本和日本人的美。川端康成作为日本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无疑大大地提升了日本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迄今为止，亚洲国家只有日本一国有两位作家获得该项奖，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日本文学的水平，不会被人忽视。

鲁迅曾赞夏目漱石“当世无与匹者”

羊城晚报：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之间的联系是否能够体现日本文学在近代发展中的某种联系或传承？

何乃英：从整体上来说，这两位作家的小说都产生于20世纪，夏目漱石的小说产生于1916年以前，而川端康成的小说则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他们都是走“东西融合”道路的。

但是由于时代不同，他们所接受的西方文学影响有所不同。在创作方法上，夏目漱石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的，这种现实主义既是对日本古代写实主义的继承，又是对当时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在流行的现实主义的吸收。

关于川端康成，从总体来看，他是主张“东西融合、以东为主”的，但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大体上说，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他强调的是吸收西方文学营养，但也没有完全忽视日本文学传统；而在30年代中期以后，他则极力强调继承日本文学传统，并且越到后来越加重视日本文学传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川端康成是以继承日本文学传统为主、以吸收西方文学营养为辅的作家。

羊城晚报：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日本近代文学家对于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何乃英：夏目漱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比较明显，鲁迅就是最早翻译和介绍他作品的人之一。《鲁迅全集·现代日本小说集》收入了漱石两篇小品文，即《永日小品》中的《挂幅》和《克莱喀先生》。鲁迅在译著后附录了“关于作者的说明”，对夏目漱石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鲁迅写道：“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作，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不仅如此，鲁迅后来回忆自己当初“怎么做起小说来”时，也曾明确指出，夏目漱石是他那时“最爱看的作者”之一。此外，翻阅一下《鲁迅日记》可以发现，鲁迅直到逝世那年仍在热心购读当时正在陆续出版的《漱石全集》，可见他是多么看重夏目漱石了。至于川端康成对于我国文学的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可能是我国出现过的新感觉派文学吧。

本民族文学走向世界还需“以东为主”

羊城晚报：“文化自信”正成为文艺界的热词。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文学家为日本新文学、新文化构建所作的努力，对我们当下树立“文化自信”有何启示？

何乃英：我认为每个民族都应该有文化自信，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应该有。但文化自信不应该是闭关自守的。如果把问题扩展开来说，这两位作家所走的“东西融合”的道路，可供东方其他国家的文化和文学工作者借鉴。

例如，日本和东方许多国家都具有悠久的古典文学历史和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但近代以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文学发展的进程却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也就变成了“东方现代文学的底子较薄”。所谓底子较薄，主要是指东方现代文学的前身——近代文学的历史较短，实力较弱，发展不够充分。

羊城晚报：那么东方现代文学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

何乃英：从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以及其他一些东方著名作家所取得的经验来看，其共同点是走“东西融合”的道路，既要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也要吸取西方文学的经验；既要吸收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文学的经验，也要吸收西方近代和现代文学的经验；重点应当放在西方近代和现代文学的经验上面。

但与此同时，只有“以东为主”才能使东方文学具有鲜明的东方性，也就是民族性；才能使东方文学保持浓厚的东方色彩，也就是民族色彩。只有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浓厚的民族色彩，才能使东方文学更加具有世界性，才能更加引起世界其他地区人们的重视，才能使本民族的文学更快地走向世界。这一点或许可以说是我们研究夏目漱石、川端康成所走道路的现实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