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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晴窗与茶香，我们和滕威老师的对话，从日前刚刚揭晓的2025诺贝尔文学奖开始，漫入萦绕中国文学界数十年的“诺贝尔情结”。
滕威的解读，回溯诺奖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肌理——从文学革新的催化剂，到全民期待的焦虑源，再到当下转瞬即逝的文化消费符号。
窗外掠过单车与匆匆少年。谈起被北大中文系录取而痛哭的夜晚，时光倒流回1995年。当时“985”“211”尚未成为教育魔咒，青春的片段外是三十年来社会心态的剧烈变迁。
她借用《人类新史》的视角，带领我们重新审视线性的进步叙事。正是这种“默认”，令无数人被迫卷入无休止的“内卷”。在她看来，文学与历史的滋养，恰是在这片精神荒漠中开凿的活泉，让个体在有限生命中探寻无限可能。
活跃于播客、公众号、B站各平台的滕威，始终践行着文化研究的初心：不是居高临下的批判，而是建设性的介入。她说：“我们要用专业学识渗透进当下的文化生态，让年轻人看见希望的光。”知行合一，正是她在喧嚣时代里为生命写下的沉静注脚。
在这场穿越文学奖迷思、教育困境与生存焦虑的对话中，滕威始终指向同一个核心：在变动不居的时代，我们要如何安放自身？她的答案清晰而坚定——借助历史确定时代的坐标，通过文学拓展生命的广度，在纷扰世界中构筑不可摧毁的内心秩序。正如她所说：“我的生命由我自己安放。”
以下是访谈精选内容——
主持人：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诺奖情结”一说？
滕威：8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参照。获得这个奖项的作家，通常被认为拥有广泛的世界读者群和评论界公认的创作成就。通过译介他们的作品，我们得以最快地找到与西方现代文学对话的路径，进而革新我们自己的文学语言。中国开始关注诺贝尔文学奖，是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展开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层面。
到了第二个层面，也在80年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有了多元的努力和革新。一个问题自然浮现：是不是该轮到我们获奖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期待变成了一种“焦虑”。如今的诺贝尔文学奖，更像是一个媒体和出版界的“事件”，大家借此热闹一番。但若从整个社会的热点来看，它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话题，热度通常维持不过三天，很快就会被下一个热点取代。
主持人：您怎么看待诺贝尔文学奖？
滕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横空出世，他们往往已有长期的作品积淀与声名积累。此外，诺奖有时也带有“追认”的性质——作家或许已过创作盛年，近作水准不复从前，但由于年轻时曾写出过伟大作品，仍可能在晚年获奖。
相对来说，大众对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有一定的认可度的。当然，有些年份的获奖者争议较小，比如今年的获奖者拉斯洛；而有些年份的获奖者，比如鲍勃·迪伦、韩江，就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些争议，有些是有道理的，有些其实是各种霸权和偏见，比如种族偏见、性别偏见、大国对小国的偏见等等。比如有的人认为只有诗歌才配得奖，而歌词不是诗歌，或者短篇小说家不配得奖，等等。这些争议其实带出来很多的傲慢。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讨论，而不是简单地否定。
主持人：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中没有精通中文的人，中国作家是不是就很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滕威：一部作品需要经过多种语言的转译，我们常说中文博大精深，那些语言中的精妙之处、丰富的言外之意，究竟有多少能在层层翻译后被保留、被完整传递？
在翻译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改写”。我们历来推崇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并将“信”置于首位，强调对原著的忠实。然而，从现代翻译理论来看，绝对的“等值”是无法实现的。在翻译中，我们注定会丢失许多东西——那些难以转译的语言特质、文化意涵与审美韵味。因此，任何翻译都必然带有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其审美偏好、文学观念、历史认知乃至政治立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是否有“绝对忠实”的译者，能够将中国文学原汁原味地呈现给瑞典学院的评委们？我觉得这也不太可能。
有懂中文、尤其是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有兴趣的评委当然好；不过，随着中文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提升，愿意学习中文、理解中国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AI的出现，大幅提升了语言学习和文化交流的效率。
主持人：能给我们分享一下“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我伤心地哭了一晚上”的经过吗？
滕威：大家第一次看到这句话会觉得“凡尔赛”，但在当时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北大、清华一跃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超一流的学校，是21世纪的事情。1995年我高考的时候，读大学不是我们那一代年轻人唯一的出路。好多人觉得读个大专也挺好，成绩特别好的同学，更愿意选择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因为这些学校背后就透着一份好工作。
我当时是全省第16名，第一志愿填的是北大法律系，没被法律系录取，就意味着我不能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了。我那时以为中文系就是培养写小说的，我又不会写小说，所以就很绝望了。
我们现在的风气是，只要考上985大学，什么专业都行。但是最近一两年这种风气又有变化，因为现在经济形势更难，大家又开始以职业为导向。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目前严峻就业压力下“文科无用论”的说法？
滕威：文学艺术没有用吗？肯定有用。但是问题是眼下的生存，大家都已经被快餐文化喂饱了，哪里还需要那么多讲世界文学名著、经典电影，讲《百年孤独》的人？
也许从生产的角度，我们是没有意义的。即便我每天做的是送外卖、拧螺丝的工作，但我学过文学史、电影史，下班后我能看书、看电影。这些知识，尽管对社会生产未必有直接贡献，但让我的生命丰盈。
如今大学教育的问题在于，它又退回到用职业来筛选人才：能干活的就是人才，心灵丰盈的就不是。许多教育学家指出，今天的教育只剩下筛选，失去了“育人”的功能。在这样的机器体制中，我们作为人的价值，并未被看见、被尊重。
我很喜欢《人类新史》这本书，这是一本非常批判性的历史著作。书中提出，在漫长的史前空白期，人类可能尝试过各种社会形态，但发现其中存在等级与争斗后，可能主动选择回归更平等、更自在的生活。
我们现在说要跑步进入AI时代，一个劲往前跑，好像前面就是曙光，谁先跑到谁就能拿冠军。这种线性的进步史观，使我们卷入现代化、工业化的赛道。我们今天的“内卷”、追求绩优，不过是这条被框定的赛道中的必然结果，但人类发展或许还有其他可能。
在后殖民时代，殖民其实变成了一种在话语结构上的东西。你用的土语写，就永远没人知道你的文化、你的文学。今天再看，什么后殖民，它其实又变回赤裸裸的殖民了。
主持人：作为年轻人，在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我们应当如何调适和自处？
滕威：在今天，过度去强调所谓高等教育、名牌大学，其实是一种错误的引导。全民受教育水平提高是好事，但不能去许诺“考上好学校前途就会一片光明”，这带来的是一代代年轻人的幻灭感。
今天更重要的，是想清楚自己能做什么、喜欢做什么，然后就去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多读历史、文学？读文学，能让你在有限的生命里，体验此生可能无法经历的情感、生活方式与人生选择。你可以通过阅读活在不同的时空。当未来面临类似情境时，就能有来自阅读的经验作为参照。读历史，是为了看清自己所处的时代在历史中的位置。
我们可以观察历史上同类型时期的人如何自处——有人忠于旧时代，甘愿成为悲剧英雄；也有人与时俱进，重塑自我。关键是，我们能从历史中获得参照，这远比短视频“下一个风口”“十年热门职业”之类的忽悠，要有价值得多。
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和历史的经验？我们之所以感到躁动、疲惫、焦躁，正是因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知此刻身在何处，更不知明天将走向何方。于是做什么都不对：多做不对，少做不对；激进不对，躺平也不对。外界总在拉扯我们——这个力量想把你按在这里，那个力量想把你推往那边。
要获得内心的平静，夺回生命的主宰权，就必须建立强大的自我。我的生命由我自己安放，不需要他人指手画脚。塑造强大的自我，关键就在于不被外界塑造，主动向历史上那些强大的灵魂学习，也就是戴锦华老师说的：学会安放自己。
主持人：为什么想到要在B站、播客等音视频平台“开号”？
滕威：我是戴锦华老师第一个文化研究方向毕业的博士。我们读文化研究的时候，不是说什么流行我们去做什么，而是要对所有的流行文化所体现的社会症候进行思考。老师总跟我们说，我们要参与社会实践，不能总是在学院里面玩弄那些高妙艰深的理论术语，老百姓听不懂，大众不明白，然后你自己在那儿苦苦生产论文——这不是文化研究的底色。
我从读研就开始写专栏，有了公众号就开公众号，有了播客就做播客。任何平台找我，我都会认真准备、认真对待每一次发声的机会。我们不是一个旁观的批判者，阴阳怪气地这不行那不行，我们是一个建设性的批评者。
我们要用专业所学去渗透、去改变，让文化生态、教育生态因为我们的努力和存在，变得不那么挤压人、剥夺人，让年轻人觉得生活有意义、未来有希望。所以我们好像无孔不入，哪儿都能看见我们的身影。
本期嘉宾
滕威，北京大学文学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微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13-2014年度，哈佛-燕京学者。Global University项目联合创始人。麦青书房创始人。广东省电影与网络视听节目评审专家。
【时间轴】
6:53 “诺贝尔情结”：当期待变成了焦虑
12:01 诺奖成为普通人选书的工具
21:49 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我伤心地哭了一晚上
29:12 今天的教育只剩下筛选，没有了育人的功能
40:41 读历史，看过去的人如何面对大转折时代
42:37 拉美作家萨瓦托的传奇人生，令我心向往之
51:25 如何在躁动的世界里安放自己的位置
1:00:29 我在网络文学里看到很多“真实”的社会状态
嘉宾推荐
《人类新史》 [美] 大卫·格雷伯 / [英] 大卫·温格罗
埃内斯托·萨瓦托 阿根廷作家、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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