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哲平
广州华侨新村友爱路20号，有一座红顶白墙的小洋楼。花园里桂花飘香，池中游鱼嬉戏，白兰花树影婆娑，掩映着一尊优美的塑像。
这里是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的旧居。1955年，红线女怀着对广阔艺术天地的向往，从香港回到内地，投身新时代文艺事业，就一直在这里生活、工作、课徒。
在红线女离去12年后，这里依然陈列着红线女的代表作品、起居摆设、道具戏服，以及她为粤剧奉献一生的点滴痕迹。小洋楼内不时举办各种粤剧沙龙，悠扬粤韵，绕梁往复。今年是红线女诞辰一百周年，红线女旧居还推出了“《刁蛮公主戆驸马》主题展”“解锁红线女同款Citywalk”等活动。城中有不少粤剧文化传承传播基地，而友爱路20号却不同于一般的博物馆，这是一个有历史、有回忆、有人情味的地方。
不久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在红线女旧居取景。笔者作为该记录工程的学术专员，与红线女大弟子欧凯明进行了深入访谈。
以下文字，是欧凯明断断续续的讲述。“只道真情易写，那知怨句难工”，情到深处，回忆是琐碎而闪光的。其中有简单生活中的幸福感，有对艺术与知识的饥饿感，也有在洪流中坚持自己的选择、在名利中呵护心智的单纯。
1
1989年，我在南宁粤剧团工作。那时粤剧低迷，无戏可做。我每月工资64元，加上困难补助也就98元，吃饭都不够。为了补贴生计，我们就去歌舞厅兼职唱歌。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拍电视剧。我参演过《远征》《百色起义》等剧目。我在剧组等拍摄的时候，常常在草地上练功，踢腿、走旋子、翻跟斗……导演说：“你一身功夫，能打能唱，干脆到制片厂来吧。”我有点心动，但又不舍得粤剧舞台。我们戏曲演员都讲童子功，我13岁开始学做戏，打一年哭一年练几年，才掌握一点基本功，实在不舍得放弃。传统戏曲是令人着迷的，拍电影时，镜头可以不断重复，拍到导演满意为止。但戏曲舞台就不一样了，锣鼓一响，角儿就入戏，一鼓作气演到落幕，很过瘾的。
理想难以为继，何去何从？当我最彷徨、最无助的时候，我的恩师红线女出现了。
有一天，南宁市文研所的所长对我说：“喜事啊，女姐睇啱你了！”原来所长收到了粤剧演员李飞龙的电报，李飞龙受红线女委托，要来南宁考察我的功底。
我后来才知道，1991年中秋节，我在南宁电视台举办的晚会上演折子戏《吴刚捧出桂花酒》，当晚著名相声演员黄俊英也同台演出。黄俊英老师回广州后，对红线女说：“广西有个后生仔叫欧小胡（我的原名），声音和基本功很好，形象也不错。你若要物色粤剧人才，不妨找人去看看。”
李飞龙见过我之后，就打电话给红线女说：“这个年轻人的确不错，可以培养。不过跨省调动难度很大，你要亲自出马，别人搞不掂！”
在红老师的努力下，我的工作调动提上了日程。1991年底，李飞龙就安排我到广州“过堂”。“过堂”地点就在红线女老师家中。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位文化局、粤剧团的领导。红老师叫我唱一句，我就唱了一句首板。她说：“几好啊，你把声比录像里面仲好听。”红老师叫我踢一下腿，看看基本功。又问我会不会翻筋斗。我说客厅里面只能翻小翻，就到室外翻了一下。
看得出红老师对我比较满意。她说：“大家对你印象不错，你对调动过来有什么要求呢？”我说：“有床睡、有地方练功、有戏演，就可以了。只有一件事，我老家有个女朋友叫蒙菁，和我同班学粤剧的。如果我自己离开南宁，人家会说我是陈世美。能不能把她一起调过来？就算她调过来以后不嫁我也没关系。”
红老师笑笑，没出声。后来我听那天在场的人说，我离开华侨新村后，红老师就对旁人说：“哈哈，这个臭小子挺有良心的。”
红老师果然把我和蒙菁一起调过来了。蒙菁后来成了我的太太。
2
我初来广州时，就在红老师家住过半年。当时黎骏声、苏春梅、余楚杏也住在这里。余楚杏和黎骏声住三楼，我和苏春梅住一楼。我们每天晨起练功，然后去桂花岗广州粤剧院排戏，下班回来吃饭。
那时我年轻力壮，练功消耗又大，饭量很大，一顿饭要吃半斤米才够饱。红老师不收我们伙食费，但我主动提出每个月要交200元。我说：“老师，如果唔交钱，我唔好意思装饭，食不饱。”红老师说：“啊！你未吃饱啊？你无装饭咩？”我说：“装是装了两碗，不过你家的碗小，我要食五碗才够饱。”红老师笑了笑说，你们工资不多，就交150元算了。后来她还是不收，吩咐我安心吃、敞开吃。红老师还交代煮饭阿姨尽量满足我们的营养需求。每餐都要有肉有汤。
我们这几个学生，能够跟随红老师学习，实在是很幸运的。红老师是我们的“严师慈母”。红老师对待艺术非常严肃，她在家时，我们多少都有点紧张，不敢多说话。如果红老师有演出，她提前三天就开始封声，不和我们说话。到点吃饭了，就拍几下手掌，我们就下来吃饭，吃饭的时候也是不说话的。
后来我为了工作方便，搬到桂花岗粤剧院宿舍住，不久后就成家了。我的儿子欧豪和红老师很亲，也在红老师家住过两三年。红老师教欧豪读书写字，欧豪一直叫她红奶奶。
回忆起红老师的身教言传，最难忘的还是她对艺术的执着。红老师把粤剧视为生命，每创造一个人物、设计一句唱腔，都用生命去拥抱这种艺术。我去看她排演粤剧《祥林嫂》时，目睹她全身心投入，很受感动。红老师以往饰演的舞台形象都是靓丽的，而当她化身为祥林嫂，是那么凄苦、那么悲愤，她用饱满的情感、跌宕的唱腔、极具张力的身段，去演绎一个悲情人物、控诉一个封建时代。
红老师教我们做戏，是因材施教的。对郭凤女、黎骏声、苏春梅和对我的要求，都不一样。她会结合我们自身的唱腔特色来指导我们。比如我学习马派（马师曾）唱腔时，红老师叫我不要“学得太像”，因为马派的发音方式会对声带有影响。但如果唱不出马派的声音质感，观众又很难认可。红老师就教我，少模仿声音，多模仿节奏。后来我每次演《审死官》《关汉卿》《搜书院》等马派名剧，观众都掌声如雷。可见大家很怀念马大哥。
红老师对每一部戏、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她来看我们排练《刑场上的婚礼》，看得很投入，要亲自演唱高潮部分的幕后伴唱。我们递给她一个麦，她立即就在排练场唱了起来。这个录音我们一直保留着，后来《刑场上的婚礼》拍成电影，就使用了红老师的原唱。红老师去世以后，我们每次演这个戏，演到这一段，就不禁热泪盈眶，我们很难接受，红老师真的走了。
访谈结束时，我们坐在旧居小院子的木桩凳上聊天，一抹斜阳照在高高的菠萝蜜大树上，硕果金黄。这些小凳子是用院中的白兰树修剪下来的树干制成的。院中的白兰、菠萝蜜、凤眼果、含笑花、佛肚竹等老树，都是红线女刚住进来时亲手种下的。如今花香、果香、枝叶、树干，依然福荫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