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小东
近有口号：新大众文艺创作。此虽为新词，但并不陌生，其质素古已有之，各个朝代，时期，均有发生。文学史的经典名著，源头或原型，也大多从出。
·1·
一个词：俗讲。
僧讲始于魏，尼讲始于晋，俗讲无可考见，但在所有的“讲”中，俗讲却是最具改良和变通的，所以兴盛。
俗讲，内容上和儒家妥协，宣扬忠孝节义，如《目连救母》，调和儒释。形式上，说唱和画卷，取悦群众。俗讲因其取悦群众，成为内容多样、形式完备的“说话”，反过来影响了后世的“话本”和小说。俗讲存在的时间虽短，在唐宋之间，但流衍并变体在其它艺术形式中，成为一种创作的精神潜力。
随着市坊制（寺庙演出）的崩溃，瓦舍勾栏反而兴盛。《都城纪胜》写道：“瓦者，野户合易散之意也。”《梦粱录》：“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勾栏，栏杆围起，内中有棚，卖药占卜，杂货饮食等等。食与乐一体，而今则分离。宋时瓦子勾栏，常有千人，“终日据此，不觉抵暮”，一派繁华胜景。
·2·
中华文化的大众化传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社会结构、技术条件和政治需求，不断演变、层累与共享的结果。其发展历程，脉络清晰。
俗讲从宋说起，更贴近它的历史存在。宋代的俗讲、说话、瓦舍、勾栏、百戏，它的商业化、市民化、口语化、互动性，与新兴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休闲娱乐需求密切相关，是城邦化的结果。
明清的笔记小品、通俗小说已然顶流，俗讲的暗流，藏在文本中。
延安时期工农兵文学，民族救亡与革命动员，确立文化领导权，俗讲也是方式之一。
当代，新大众文艺、网络文学、乡村文化建设、文化技术赋能、数字技术普及（抖音、小红书等）等战略推动所由的文艺行为与成果，不就是“俗讲”所要表达的文化效果的“现代版”吗？
俗讲，必须靠雅俗共赏来完成传达的过程。俗讲有俗讲的媒介与技术，所以传承和讲究，包括说与唱的艺术包装，使俗讲听起来，要超常的“俗”。俗到极致和意外，便成了“雅”。陌生感产生了艺术，而其道德化的极致，或歪打正着，或诙谐机锋，使俗讲更投合听众的嗜好。
·3·
从历史纵深来看，发生在不同时代的俗讲，它概念的定义和表意，作为生命形态部分，并无二致，也并非割裂。从宋代的“市场自发”到现时的“政治引领”，再到“技术赋能与政策实践并重”的演进，历史传播的轨迹是清晰的。
宋代市井文艺，在相对稳定的商品社会中，文化以满足市民娱乐需求为内在动力，自发形成了市井的繁荣景象，其根本特点是 “市场所向”。
延安工农兵文艺，则是在民族危亡和革命建国的特殊背景下，政治力量首次大规模、有组织地 “深入民间”，并“改造民间”，将文艺作为动员教育的工具，确立政治文艺观。它扭转了长期以来文艺与普通民众，尤其是与工农兵脱节的状态，回归俗讲的功能目标。
新大众文艺与乡村文化建设，在新时代的生活中，呈现出复杂的双重特性：
自下而上的文化赋能，即如宋代，利用当时的集市模式，瓦舍勾栏百戏的密集程度，以俗讲深入人心，推动城市乡村的文化繁荣。
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则是自上而下的运动，利用数字新媒体平台，实现传统精英与普罗大众在发表与传播机会上的平权，创作主体的平民化，互动性极强，其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市场的、技术的以及大众自发表达的欲望。
上下之间，即新大众文艺，包括素人写作及其表达，有一个技术普及与知识提高的过程，也即接受和认知的默契。“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如延安时期，将文艺纳入革命战争蓝图，“百千万工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后者更是强调 “文化赋能”，将地方文化资源，驱动为文化资本，化为文化产业，旨在解决城乡文化资源不平衡、乡村文化衰落的现实困境。
这条线索清晰地表明，中华文化及其传播，始终深植于最广大民众的生活与实践之中，其生命力来源于 “大众创造，服务大众”的目标。就像英歌与“平安钱”，它们以其自己俗讲的本质，历史地创造着市井的风俗史，天然地“俗讲”于文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