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花地文学榜分享特辑⑥
11月25日-29日，“2025花地文学榜·新大众文艺周”年度致敬分享会在广州举办。
张炜《去老万玉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3月）获评年度长篇小说。在此特发表文学榜致敬辞，以及作家感言、专访——
【致敬辞】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张炜始终不渝深耕文学沃土，以沉雄笔力构建精神原乡，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的常青树。
他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去老万玉家》，以个体成长映照时代变局，叩问乱世中人性的抉择与坚守，于乡土叙事中打捞时代印记，用质朴描画探寻人性本真，字里行间尽显现实关怀与人文锋芒。
他的创作始终扎根大地、贴近人心，兼具理想主义情怀与现实主义厚度，在一日千里的城市化进程中，是一缕照亮乡土、守护心灵的文学之光。
【感 言】
今天是最需要文学的时代
张 炜
这次来到广州，我的行走路线就像是《去老万玉家》主人公舒菀屏的行走路线。广州是中国南方开埠最早的城市，而北方开埠最早的就是烟台。《去老万玉家》写的是美少年舒菀屏在广州和烟台之间发生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我心里装了几十年，是埋在我心里最久的文学种子。最早接触到舒菀屏的完整事迹时，我一直想象这座温暖的城市长什么样子。后来我终于有机会来到广州，而且不止一次来到广州。每次我都感到生机勃发，特别是广州满城的花。所以有那么多人南下寻找绿色，寻找温暖，寻找生长，寻找生机。
书中大量篇幅写到了寒冷的“不可抵御”，像刀割一样从海里涌过来的飓风。这是我对严寒的一次重要记录，也是我对人生的记录。这让我想到了最近不能回避的话题——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的困境。
我固执地认为，今天是最需要文学的时代，也是最需要语言艺术的时代。一个族群未来的创造力，取决于他们的语言能力、语言水准与语言品质。这是我们对一个时代的回应，也源于我们的文学信心。
此刻，作为一个写作者，再也没有比表示谦卑更好的了，但我还是要说，《去老万玉家》一书，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我最好的作品，它是长篇小说《河湾》的姊妹篇，是我在如上诸多问题理解的基础上，作出的一份文学答卷。
【访 谈】
1、酝酿数十年才写《去老万玉家》
羊城晚报：您为何将《去老万玉家》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9世纪末胶东半岛？创作这部小说酝酿了多久？
张炜：酝酿了几十年。《去老万玉家》很难写，越是大虚构，付出的时间和劳动就越多，否则你的想象就不能飞扬，笔就不能放肆。书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大的历史关节，都经过了反复考证，比如当年的那片海岸、气象、战事及故事现场，都需要一遍遍核实和体验。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中国与西方、与整个世界文化交流碰撞的大节点。不了解这段历史，对后来和当下发生的现代化运动就难以深刻理解。
而在这个节点上，胶东半岛和南方沿海比如广州，是最重要的两个地区。它们构成的南北呼应，是中国后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及文化革命性转折的前奏和巨大推力。比如这两个地方都是西方文化最早的登陆地，是革命党人最早建立的同盟会南北方总部所在地。
《去老万玉家》的主人公舒菀屏，在广州同文馆接受了几年教育，在面临考试的阶段，被英雄人物所感召，从最初的好奇到死心塌地留下帮助老万玉，最后再到看破了，经历了一场拼命的逃亡。这个故事蛮惊险的。
羊城晚报：我们经常听到“故事是养出来的”的观点。到了哪个阶段，您觉得这个故事“养”得差不多了，可以动笔了？
张炜：《去老万玉家》的故事元素在心里酝酿了几十年，但不能轻易动笔。因为它的衔接、结构都是要考虑的问题，再就是要选择哪些人物参与到故事当中。一个大故事里边，你可以选择四五个人主要地去参与，也可以选择一两个人，要多少人去参与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如何讲、如何结构，这都是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语调，每次写作都要寻找新的语调。很多人说作家的语言应该相对固定，实则不然。对一个作家而言，总语调相对固定是成立的，但如果新的作品仍然沿用他以往作品的语调，就是重复的写作。作家最可怕的重复，是语调的重复。
还有一种可怕的重复，那就是作家对世界那种心酸的感触没有了，内在推动力没有了，就一定会重复，凭惯性写作。
羊城晚报：在阅读《去老万玉家》的过程中，不难从中发觉您一贯的书写依循或轨迹，比如您在《九月寓言》里写主人公“肥”“ 赶鹦”等外乡人的生活细节。《去老万玉家》也有很多外乡人，也有各自鲜明的性格特点。
张炜：烟台龙口是秦始皇时期的一个老郡县，旧称“黄县”。古黄县是一个很富裕、文明的地方，因此当地人很骄傲，瞧不起外地人。要是遇到口音跟本地人不一样的人，他们就会说人家是“䱓鮁”（方言：意为“河豚”）。
我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外地人“䱓鮁”，后来才知道，他们都觉得外地人不可接近，像是有毒，要躲避，这是一种歧视。如果广东人当年去到黄县，当地人会叫他们“老广东”，也属于“䱓鮁”的范畴。在甘肃、青海等北方地区都知道“黄县套”的说法，大意是黄县人光说漂亮话，不办实事。这个说法挺好玩的。
我写下的故事往往离不开黄县。因为我童年在黄县度过，后来我回到原籍栖霞县，我们栖霞县人很朴实，但是也很贫困。尽管两地相距并不远，但这完全是两个世界。
羊城晚报：您小说创作据说迄今为止已达2300多万字，《去老万玉家》是否可以视为您又一部超越之作？如何在您的创作系列中定位您的这部作品？
张炜：在很长的一段时段里，《去老万玉家》可能是我个人最好的一部作品。衡量作品的好赖不需要其他人去讲，书写者自己完全知道。你知道自己付出了多少劳动，特别是在整个写作过程当中，这部作品多么强大地慰劳了你，犒赏了你。
在写作过程中，除了累，我得到的犒赏、回报特别多。写作最大的享受在于过程，不停地抵达，不停地给自己惊喜，给你动力再走一程。这一程一程，主人公就从广州到沙堡岛，再回到了广州。
2、写作要“现场烹饪”，离开书桌就不想文学
羊城晚报：您会遇到写不出来的时候吗？如果说写作的劳累与犒赏相伴相生，那么会有痛苦的时候吗？
张炜：我相信写作的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卡住的时候就停一停，不要硬写。写作总体上还是对自己的一场犒赏、一场慰劳。
我所有长篇小说都是用笔写的，它有种庄重仪式感，像刻字一样。在写《独药师》原稿之前，我都是用正楷一笔一画地写出来。后来腰不好，就在沙发在用托板写，但字迹没法写得太正规。
而事实上，我是最早换笔的一批作家，且打字非常快，可以实现盲打。哪部分是用来电脑写的？比如我去演讲或上课时，人家为我整合了电子稿传回来，我就会用电脑来改写。或者媒体给我发来电子版提纲，我就会用电脑作书面答复。
总的来说，写理论文章用电脑比较好，因为它是逻辑的、理性的，比如我写《为孔子一辩》；写感性文章最好还是用笔好，去感受。
羊城晚报：您现在还会用笔“爬格子”写作吗？每天大概写多少字？
张炜：我还是用笔写作，但我写得不多，一年用来写作的时间很少。我最激烈的写作也不会超过三个月，写长篇才会连续写三个月。但是我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多，顶多每天写三个小时，超过三个小时脑子就钝了。
羊城晚报：不写作时，您会将写作思路放在心里吗？
张炜：离开了书桌就不想文学，因为一想就会压迫潜意识。不要老去想它，心里边就会变得开阔，就不容易钻进死胡同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要依赖瞬间的爆发力。如果你反复想好了再回来写，等于内心里做好了“预制件”，在书桌上拼接起来还是“预制菜”。
写作要“现场烹饪”，越是即兴的创作越鲜活、新奇感越强，越能体现你此刻的激动、爆发，这时写出来的文字才是感人的。当你写下一段很好的话，它激励了你，让你觉得此刻的自己有那么好的才华和状态，促使你用生命去享受它。
这个过程就是我说的“颉颃力”，“颉”和“颃”是古人形容鸟上下飞的两股劲。写作者既要顽强地保留不可重复性、不可兼容性，又要用公共约定去表达，要不停地抵抗着往前走，这就是文学创作的过程。
羊城晚报：回顾您的写作历程，上世纪80年代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尤为兴盛的时代，但您写的更多是芦青河的自然风光，有学者将之视为“精神逃逸”。后来又有观点认为《古船》集齐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特点。您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声音？
张炜：是有这样的评论。当年大家纷纷写伤痕文学的时候，我写了很多芦青河的自然景色和男男女女，到后来写《古船》也并非迎合潮流。我不跟随潮流，也不会故意逆潮流，我个人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认为不跟从潮流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能力。要具备这种能力说起来很容易，要做到很难，我也没有做到。但我知道，如果一个人被潮流所左右，他肯定很难成事。
3、文学是生命现象，与职业无关
羊城晚报：和上个世纪80年代相比，您认为文学“边缘化”了吗？对您的写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张炜：我从事文学写作50余年了，就自己的经历和所见而言，“文学”的产出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大，受众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它不仅没有边缘化，而且已经广泛化、潮流化、日常化。
文学既是生命现象，是心灵产物，但又具有极高的难度。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文学创作和享受的需求和能力，但其中最杰出的部分总是少之又少。它们需要时间的检验和筛选。正因为现在各种方式的文学呈现太多，阅读方式也太多，比如说仅仅是文学的纸质出版物，已经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千万倍。
正因为今天文学的“流径”太大，所以具体到某一部作品，对其注意力和集中阅读量一定会被分散掉，这是必然的。所以，这种现象不仅不能视为“文学的边缘化”，而且恰好相反，是数字信息时代文学的“普泛化”和“巨量化”。
在这个时代从事文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需要更多恪守力、定力、顽强和高难度。
羊城晚报：近年来，以东莞为代表的“素人写作”蓬勃兴起，外卖员、清洁工、摆摊小贩等普通从业者用文字记录生活，成为“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您如何看待“素人写作”和“新大众文艺”？
张炜：人人都有文学表达的诉求，这是生命现象，与职业无关。文学创作自古以来就是业余的，这才是正常的。专业写作是商品化的产物，基本上是工业革命之后才发生的事情。文学写作的业余性质，在杰出的作家那里一直是深刻持守的，是他们植于心底的一个工作原则。
我要说明的是，时间就是大众，时间就是人民。越是高雅，越是大众。不能接受时间检验的作品，就不是大众的、人民的。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应如何为大众写作？
张炜：为大众写作，要极力地将个人不可取代的部分与公共规则相兼容，想办法将其放到世俗中，这是一个作家存在的路径。
反过来，如果作家用晦涩的语言传递自身的生命内核，所谓的“不可取代”最后会走向崩溃。尽管他对于雅文学、纯文学的提升和淬炼起到了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但是没有未来，因为从根本上脱离了世俗生活和大众。
羊城晚报：您曾说过《去老万玉家》是“写给一代青年的记忆之书”，其姐妹篇《河湾》也是写给网络时代的年轻人看的。为何如此迫切地想跟年轻人聊天？
张炜：我近些年的作品都注重跟年轻人对话。因为尽管每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不同，但他们同样面临巨大的考验，这里面同样有选择、背叛、忠诚、苟且与坚守。《去老万玉家》的主人公舒菀屏是年轻人，我想让现在的年轻人看看，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是怎样过来的。
凡有所成就的青年，也包括一切这类人士，他们一定是不为一时之潮流所迷惑干扰的人，会一直持守信念，探求真理，将一生贡献给文明的积累。他叮嘱自己：这当是一生的大方向，也就是“倔强的心语”。做一个自由的、有勇气的、有操守的人，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
【2025花地文学榜 · 新大众文艺周】
2013年羊城晚报正式创设花地文学榜，一年一度对中国当代文坛创作进行梳理和总结，也为广大读者提供最具含金量的“全民阅读”年度书单。
2025花地文学榜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社）、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焕新升级为“新大众文艺周”，系列文化活动于11月25日至29日在荔湾举行，与广大市民和文友一起，共享冬日里的文学盛宴。
文字访谈 | 记者 梁善茵 李娇娇
图 | 记者 邓鼎园 宋金峪 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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