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红樱
早产儿
5月立夏的那个夜晚，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怀着7月身孕的母亲要生了，父亲好容易才叫来一辆人力三轮车，在炸雷般的雷声中，送母亲来到位于包家巷的成都妇产科医院，刚过夜里12点，也就是5月立夏的第二天，母亲便生下了我，体重只有4斤多，在医院的保温箱里呆了十几天，才回到家里。
母亲从未亲口告诉我，她为什么会早产？后来，断断续续地听邻居的只言片语，知道我的家庭是一个重组家庭，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时，带来一个一岁多的男孩，这个男孩一生下来便失去了他的亲妈，体弱多病，整日整夜地哭闹，连请十几个保姆，没有一个保姆能干满一个月，基本上都是母亲亲自伺候，即使母亲已经怀上了我，还是日夜操劳，终因操劳过度，导致早产。
母亲生下我，还是一心都在多病的小哥哥身上，好在我一生下来，似乎懂得母亲的一片苦心，不哭不闹，安安静静，让母亲非常省心。母亲身体虚弱没有奶水，我出生刚满四十天，母亲便把我送到街道幼儿园的婴儿室，牛奶和辅食，都由大我十四岁的大哥送到幼儿园来。
我习惯了一个人躺在婴儿床上看吊在床杆上的玩具，这些玩具大多是捏一下就会发出声音的塑胶玩具，忙忙碌碌的老师经过我的婴儿床，会顺手捏一下玩具，玩具发出的声音会让我咯咯地乐半天。我那时从不奢望有人来抱我一下，只求有人路过，能顺手捏一下会出声的玩具，我就心满意足了。
到了我呀呀学语的时候，也没人和我说话，我还是一个人躺在婴儿床上，已不满足听玩具的叫声，我和吊在床杆上的洋娃娃说话。洋娃娃穿着红色的镶着荷叶边的连衣裙，红色的小鞋子，她的又圆又大的眼睛看着我，我的眼睛里也只有她，咿咿呀呀地和她说个不停，如果有人来打扰我们，我会生气地大哭。幼儿园的老师都说我整天和洋娃娃在一起，样子也越长越像洋娃娃，都有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
我长到三岁，正式升入幼儿园的小班。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不喜欢睡午觉，可我每天都盼着睡午觉。幼儿园原来是一座大公馆，有前花园和后花园，小朋友只能在前花园里玩耍，后花园是老师们禁止小朋友去的地方。我午睡的床头紧贴着木板做的腰墙，正好有一个树疙瘩，树疙瘩脱落了，便有一个核桃大的树眼，能看见公馆的后花园。
后花园里种着许多向日葵，听人讲向日葵的“脸”永远向着太阳，太阳到哪里，向日葵的“脸”就会转向哪里。整个午睡的时间，我的眼睛都一直盯着向日葵，看她的脸是不是会随着太阳转动。在有太阳的日子里，我都会编一个关于太阳和向日葵的故事。
下雨天或者阴天，太阳藏到云层后面，向日葵也低下头把“脸”藏了起来。我的眼睛离开树眼，又把耳朵伸过去，听从后花园里传来的风琴声，眼前浮现出一幅幅画面：风中的树叶，天上的游云，小河的流水，蝴蝶像会飞的花朵……有时，我也会猜想是谁弹出了这么好听的琴声，是那位细眉细眼、总爱围着流苏披巾的阿姨？还是梳着马尾辫、穿着白球鞋的小姐姐？
我这个七月大的早产儿，早早地养成了独处的习惯，早早地在独处中自得其乐，早早地收获了独处给我的作为作家必备的素养：一双会发现的眼睛，一个丰盈的内心世界，还有好奇心和想象力。而与生俱来的疏离感，独来独往、不混圈子的性格，在人情社会里，又注定了我人生之路，会走得很艰辛。
拿得起，放得下
1978年，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这一年，我高中毕业，高考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学校还没有组织毕业生复习做题的经验，直接让我们进了考场，高考成绩可想而知，我们一个班只有5个同学考上，其中只有一位女生。我除了作文好，每门功课都中不溜秋，肯定是考不上的。
考不上大学，我没有像我周围的同学那么沮丧，因为他们都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我心里是明确的，我要当老师。我得知一所教师进修学校要招收高考落榜的学生，而我正好符合招生条件，早早地去报了名。
所以在那个高考落榜后的暑假，我的每一天都是欢欢喜喜的，奔走于坐落在成都东西南北的电影院，还有那些演内部电影的地方，几乎每天看一场电影，每天写一篇观影随笔。
暑假过完了，我如愿成为教师进修学校的学生，学校设置的每一门学科，都是小学教师必须的修养。因为想做合格的小学教师，我对每一门学科都兴趣盎然。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平平的我，居然每一学科的成绩都十分耀眼，尤其是专业性很强的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就连粉笔板书和毛笔书法，我也取得了好成绩。
去学校实习，我记得我上的是四年级的语文课《故乡的杨梅》，来了好多外校的语文老师和校长，众口交赞，我也被这所重点小学留了下来。
我在小学当了六年语文老师，把一个班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语文教材就是现在被大家称道的八十年代的那套全国统编教材，也就是说，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新教材，我都教了一遍。我教的那个班的毕业统考，语文成绩名列全区前茅。
这时候，全国开始教师评职称，凭我的业绩，评一个初级职称应该没什么悬念。结果我没有被评上。涉世未深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教师的工作是教书育人，给教师评职称，难道评的不是教书育人的成绩吗？我的成绩有目共睹，为什么就评不上呢？幸好那时，我的语文教学已名声在外，在各方干预下，学校虽然给我补上了初级职称，但是我的去意已决。
我那时除了语文教得好，还发表了多篇关于语文教学的文章，无疑成了既有教学经验、又有研究能力的语文教研人才的最佳人选。就在我要调往一家教研机构从事语文教学研究工作时，遇上国家调控，调动的事搁浅了。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恰好成都刚成立一家出版社，需要一名童书编辑，我转身去了这家出版社，全心全意地爱上了童书编辑这份工作，编出了许多能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喜爱的读物。
我立志要做一辈子的童书编辑，哪知天有不测风云，我所在的出版社因为一本在当时不该出版的书，被勒令吊销，我再也不能从事我热爱的童书编辑工作了。
我热爱的语文教学，我热爱的童书编辑，都因为种种原因半途而废，也许这就是我的运数吧。我干脆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地写起书来。之前，当老师当编辑的十几年，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短篇童话、中篇童话，现在，终于有大把的时间来写长篇童话了。
几部长篇童话出版后，进入新世纪，2000年出版的《女生日记》是我的第一部儿童长篇小说，也是我的成名作，被誉为“中国女孩子的成长启示录”，畅销至今。
紧接着，我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写“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完成了一部“儿童心灵成长史”，马小跳作为捍卫童年的儿童形象住进了孩子们的心中。我又用近二十年的时间，写“笑猫日记”系列，完成了一部“儿童人格教养故事读本”，童话形象笑猫，一只有思想、有智慧、有中华传统美德的中国猫，也成为经典的文学形象，住进了孩子们的心中。
我的写作之路崎岖坎坷，一路风雨兼程，喜欢我作品的儿童读者很喜欢，不喜欢我作品的个别的有话语权的成人读者很不喜欢，可谓“冰火两重天”，我成了争议最大的作家。
好在我是成都人，有成都人“拿得起，放得下”的脾气，我有我的信念：我坚信儿童文学作家应当全心全意为儿童写作，我坚信好作品的标准是“传得开，留得下”，经得起时间和市场的双重考验。作家的立身之本是作品，留得下来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有信念的人简单纯粹，我的写作心无杂念，如一艘乘风破浪的小船，“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又像一个孤独沉默的登山者，埋头向上攀登，回头一看，满眼尽是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