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於可训
李遇春教授就中国文学传统的转化问题，已出过两本书，一本叫《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一本叫《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他出后一本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冯友兰先生在抗战期间写的“贞元六书”，就跟他说，你如果再来一本，也可以叫“贞元三书”。
李遇春和冯友兰先生虽然所处时代不同，境遇有别，但同当“国家民族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冯友兰语），都想为赓续中华文脉做一点贡献，其志一也。现在他又出这本《中国文学传统的再生》，“三书”已全。
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序中，我辨析了林毓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刘勰的“通变”，认为林氏的“转化”侧重中西，刘勰的“通变”侧重古今。在《中国文学传统的涅槃》序中，我借艾略特的话，说传统正如血缘，就存在于作家的“个人才能”之中，是影响作家的创作、决定作家的创作特点和成就的潜因。虽粗陈梗概，浅尝辄止，但却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
中国文学传统的转化和发展，不是今天才有的理念，而是近现代文学史的常态，只不过我们以往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阐释，大多着眼于西方影响，从中去寻找和发现“新”元素，对承接中国文学传统，从中国文学传统转化而来的新质，却视而不见，甚至有意规避或忽略不计。结果便把一部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创造史，变成了一部西方文学的影响史。中国近现代作家依托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资源，秉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所进行的艺术创造，都成了“西方影响”的注脚。
我这样说，并不是不承认西方文学对近现代中国文学革新变化的影响，也不是否认这种影响对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而是说，应当把这种影响放到恰当的位置，作为一种外部的刺激因素，去观察中国文学传统内部因为这种刺激所引起的变化，看传统内部的哪些东西被激活（如温李派含蓄蕴藉的诗风被激活而成为“九叶派”、“朦胧诗”的风格），哪些东西被转化（如笔记体散文转化为“新笔记小说”），哪些东西曾经被排斥在正统诗文之外，而后又受到重视，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而成为新的文体（如民间歌谣被改造成为“民歌体”的新诗，古代英雄传奇、历史演义被改造成为“新英雄传奇”和“革命历史演义”），如此等等。
这些被激活、被转化、被改造而发为新创的文体，都属于中国文学的传统，是对这个传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并为这个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从中国文学传统内部去寻找近现代文学革新变化的动因，从传统的“因革”“通变”的过程中，去梳理近现代中国文学的文脉，也并非自今日始，而是从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就代不乏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有人就认为五四新文学是承接晚明的文脉，是中国文学中“言志”和“载道”两股潮流中“言志”一脉的传承，说晚明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有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周作人语）。
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新文学的“民族形式”的讨论中，也有人认为“民间文艺是民族形式的中心与源泉”（向林冰语）。三十年代提倡中国的新文化要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为中国新文艺指出的“工农兵方向”，以及这期间根据地、解放区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创造性转化”民间文艺的创作实践及其所取得的创作成果都表明，在经历过“反传统”的“文学革命”之后，中国新文学已经开始了“创造性转化”传统的实践和理论自觉。虽然这期间对正统诗文有所偏废，但最近四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已调整了关注的目光，民间传统和文人传统都在“创造性转化”的视野之内，整体的中国文学传统由此得到了全面的继承和发展。
与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不同，我所谓李遇春的“贞元三书”，不是成体系的理论著作，而是对具体的文学问题的理性思考和对相关作家作品的阐释评论。这些问题都聚焦于一个中心，就是他的书名所示：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涅槃”和“再生”。对相关作家作品的阐释和评论，也大多取这个角度和标准。
我希望将来关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有成体系的理论著作出现，但在现阶段最要紧的还是要有一双慧眼，能从近现代文学纷纭繁复跌宕起伏的革新变化，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西方影响”中，辨认出传统的绵延既如草蛇灰线若断若续，又一以贯之伏脉千里，为中国文学传统在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从一些创作问题的研究入手，提要钩玄，在对一些作家作品的阐释评论中，披沙拣金，不断积累实证经验和思想资料，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假以时日，或许真能成就一部中国文学传统“复兴”“涅槃”和“再生”的史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