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深入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提高全民语言文化素养的意见》发布之际，“守护粤语”首次被写入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粤语被定位为“广府文化的活态载体”。
恰在此时，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谭步云历四十年编纂而成的《粤语辞源》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作为首部系统性的方言辞源辞典，该书对3900多条粤语词汇的形、音、义、源进行系统考释，立体呈现了粤语作为“语言活化石”的深厚底蕴。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谭步云副教授，听他讲述“有用之书”背后的故事，以及他对当下语言文化传承及教育体制现状的观察与思考——
从编书“自用”到为广府文化尽“绵力”
羊城晚报：什么原因促成您编纂这样一本书？
谭步云：真正让我下定决心，非得做这么一本书不可，是1995年我和麦耘先生一起编《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的时候。那时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很多粤语词明明能说出来，却根本找不到对应的字来写，只能用方框去代替。有读者来信问某个字到底该怎么写、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我们也有回答不上来的时候。从那时起，我就决心要编一本考证粤语辞源的书，希望以后读者再提问，我都能答得上来。所以，编这本书最初完全是给自己用的，没考虑过出版。2017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问起，我就把书稿交给了她。
羊城晚报：完成这本书前后用了多长时间？
谭步云：我实际编了十来年，但如果从我第一篇写粤语的文章算起，已经有四十年了。在我读研的时候，李新魁先生对我说：“你是学古文字学的，又是广州人。粤语是古汉语演变来的，你本身就是一个粤语语料库，不去研究它的来源，有点可惜。”于是，我开始给《广州研究》的“粤语钩沉”专栏写文章，1985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广东地名里常用的“滘”字。
羊城晚报：辞源编纂是一项“大工程”，为什么要一个人来承担，而不是依靠集体的力量？
谭步云：我受到我的“祖师爷”容庚先生的影响，他历来不主张集体创作。编纂辞典，每一个词的释义必须精确，每一个词条下的义项必须全面。如果是集体创作，成员之间的学术水平难免参差，每个人掌握的语料库也不同。这样一来，每一条内容最后都可能需要重新考证、补充义项，反而要耗费更多时间与精力。所以编纂辞典这件事，我还是倾向于由个人独立完成。
羊城晚报：这本书经历了怎样的编纂过程？
谭步云：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构思这本书，当时没有电子检索工具，只能逐页翻阅原始文献，其中的辛苦，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这本书收录了3900多条粤语古词语，标注形、音、义，及词条诸义的源出文献。部分词条我还增写了“案语”，表达自己在研究的基础上对该词的辨析。
我所引用的文献大量来自地方志，以及广东人或曾在粤为官者撰写的笔记，其中涉及许多方言材料。在编纂过程中，我发现现存最早编录粤语方言词的材料是明代戴璟所编的《广东通志初稿》，其中设有专门的“土语”部分。这本书也是现存首部广东通志，我已将其列入引用书目。编纂这本书，需要阅读大量文献，我基本把广东的地方志全部穷尽了。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粤语辞源》的文化价值何在？
谭步云：我想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纵向贯通古今，横向实现方言与方言、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比较研究。如果能为广府文化起到一点作用——正如张之洞所说“要写有用之书”——那么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有广博知识体系作支撑方能“捞过界”
羊城晚报：您在序言里说，等退休以后才做这件事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被视为“异端”。为什么？
谭步云：我本身是从事古文字学研究的，考证粤语辞源就跨入了方言学领域。可能有些方言学的学者会认为，古文字学者应该专注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古代文字的研究，我不应该“捞过界”搞这个东西。但文字是由古及今演变而来的，方言与方言、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如果做不到触类旁通，没有广博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那么粤语辞源的考证工作根本无从谈起。退休以后再做这件事，就无所谓跨不跨界了。
羊城晚报：您似乎比较特立独行？
谭步云：我承认我比较特立独行。我在中大中文系教授《古代汉语》多年，第一堂课总会和学生说：通论没什么好讲，如果毕业以后你们能够写一篇比较像样的文言文，写一两首像样的诗歌，或者哪怕过年时能为父老乡亲写上几副工整的对联——那这门课就算没有白学。
羊城晚报：您是怎么走上学术道路的？
谭步云：其实我读研究生是“被迫”的。我是中山大学中文系1979级的本科生，毕业后到广东民族学院（现在的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书。后来有一天，院长召集我们所有青年教师开会，说：“你们要么去进修，要么考研究生，不能以本科学历来教本科生。”正好那一年中山大学招收文字学方向的研究生，我就去报考了。
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了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工作。在研究所的八年时间，对我的学术研究有极大的促进。我参与了《聊斋志异评赏大全》《清车王府藏曲本子弟书全集》等书的编纂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一边整理文献、做研究，一边重新学习文学方面的知识，不停地看书、查资料。后来，我加入了陈永正教授主持的岭南文献研究所，参与《岭南文学史》的编撰。我在查阅大量地方文献时，发现其中有很多不认识的方言字，这就和我的文字学研究联系起来了，于是我开始专门研究这些方言字，也为《粤语辞源》的编纂打下了基础。
羊城晚报：在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学术路径？
谭步云：没有，我这个人“胸无大志”，而且当时没有考核指标。大概是1997年的时候，我要去报副教授职称，因为那时候职称开始和小孩入学、房子分配联系上了，所以只好拼命地去发文章，这才评了副教授。所以我的很多事情都是人家在后面用鞭子抽打着、赶着才去做的。但我还是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比如写作、读英文原著。
对粤语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羊城晚报：为何您认为粤语是古汉语的“活化石”？
谭步云：根据我目前的研究，至少有四个粤语中的字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并且保留了当时的发音：第一个字是“揸”， 它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就被注为“从又虘声”； 第二个字是“畀”，这个字从甲骨文时代到现在，字形几乎没有变化；第三、第四个字是“廿”和“卅”，分别表示二十和三十。关于粤语的来源，有人认为它源自百越少数民族语言，但我认为，粤语一直是古汉语的一支，从楚语中分化出来，才进一步融入到南楚语言体系中的。
羊城晚报：现在大家都在谈“守护粤语”“发展粤语文化”，您觉得生活中讲粤语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谭步云：现在讲粤语的群体是在扩大，不是缩小，我对粤语的未来从来都持乐观态度。粤语是一种“强势”的方言，连《新华字典》都收录了不少粤语词汇，像“海鲜”“埋单”等。最近我在写《粤语史》，其中有一章专门讲到粤语教学的历史。粤语教学从清代就已经开始了，在今天，广东地区的各类粤语教材就有五六十种之多。2013年我去西藏民族大学访学时，曾看到四五百名学生一起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粤语歌。我深信，粤语是不会消亡的。
当然，正如客家话俗语所说：“宁卖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我很赞同在《粤语辞源》新书发布会上詹伯慧教授说的：“小孩子在家不说粤语，是家长的责任。”同样，也正如黄俊英老师那天所说，我们应当培养孩子们说方言的自豪感。
羊城晚报：对于现在高校的中文教学有何观察和建议？
谭步云：2002年高校推进教学改革时，我提出过几点建议：首先，中文系应当考虑取消《外国文学》这门课程，不懂外语的教授们教不了外国文学；其次，应当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两门课程合二为一，把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内容都融入进去。学科专业化、过度细分的恶果，就是学文学的不懂语言学，搞语言学的不懂文学，这不好。
文、图 | 记者 吴小攀 熊安娜 实习生 卢惠琳 郭嘉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