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开一刻
如今回想，1971年秋天那个黄昏，我还不懂得那扇窗意味着什么。
粤北山区，仁化中学的图书馆栖在半山腰上，墙体爬满暗绿的苔痕，窗棂上积着厚厚一层灰土。我们十几个男生被安排住进废弃的阅览室。那年我十五岁，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却又无处安放的年纪，心里空落落的，四顾茫然。
透过斑驳木门的缝隙，隔壁书库的景象令我骤然屏息——成排书架如沉默的士兵，肃立幽暗之中，守护着《诸子百家》《史记》《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戏剧集》……在那个只教"工基""农基""口号式英语"的年代，这些书名从门缝里射出的光，直直地楔进心里，像种子落进冻土。
深秋某日黄昏，班主任陈海芳老师来查房。他从腰间取下一把老式铜钥匙，打开书库，从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线装书——暗蓝色的封面，竖排繁体字——《论语》。他用袖口轻轻拂去封尘，低头翻了两页，忽然像被什么烫了一下，合上书，双手捧着，小心翼翼地将它归还原处。我清楚地看见他颤抖的手，指节泛白。那个动作很轻，却比任何训斥都重——那是一个读书人在荒诞年月里，为文明撑起的最后一点体面。
那夜，月光从气窗斜斜地落进来。我侧躺着，看见对面的同学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再转头，左边也是，右边也是——一双双睁着的眼睛，在月光里无声地亮着。我们没有交谈，但那一刻，所有人都知道彼此在想什么。
翌日清晨，书库最里侧那扇窗，不知被谁悄悄掰开了。一道缝隙，刚好容一个少年侧身钻过。
第一次爬进书库，陈年的霉味混着墨香扑面而来，月光透过气窗在书脊上投下银斑。手触到书脊的那一刻，指尖传来一种奇异的温度——那叫敬畏。从此，爱看书的同学悄悄进入，看完书出来再把窗户虚掩上，默契地恪守共同的秘密。只要一下课，我就往那里跑，如饥似渴地徜徉在书海里。
宿舍渐渐变成了秘密读书会。有人熟读《三国演义》，有人偏爱莎翁戏剧，有人为《少年维特的烦恼》纠结，有人沉醉于保尔与冬妮娅的爱情。熄灯后的故事会，成了我们最期待的时光——以文史地理人物为辩论话题，用唐宋诗词接龙，进行历史人物与地理知识竞猜。输了的同学要帮赢了的同学到食堂打饭。图书馆在半山腰上，食堂在山脚下，天寒地冻时这真是个苦差。寒冬腊月，我们裹着棉被诗词接龙，当输家带回滚烫的稀粥，传递在冻僵的指间时，我忽然明白了，那碗粥暖的是手，而那些诗句暖的，是心里最深的地方。
变故发生于1973年春。我们的秘密读书活动被人告发。陈海芳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坐在对面，沉默了很久，手指紧攥着钢笔，指节发白。"你们知不知道错了？看了哪些书？这些书现在叫'毒草'！"我嗫嚅着回应："托尔斯泰写的是人性啊……"陈老师猛地站起身，快步走到门边，拉紧窗帘，压低声音一字一顿："切不可再提！"那一刻我明白，他不只是老师，更是与我们一样的爱书人——在恐惧中守护火种的守夜人。
次日我们被搬离阅览室。陈老师站在门口，眼睛红肿。他忽然伸手在我肩膀上轻轻按了一下。那一下很轻，却一直沉到我心里。在他的保护下，直到毕业都无人再追究。那扇被掰开的窗，从此再未关上。
多年后我常常想起，如果那天陈老师没有用那个颤抖的动作护住《论语》，如果他没有在窗帘拉紧后压低声音说出那四个字，我们这群少年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光景？那扇窗的缝隙，是他的默许，也是那个年代里一个读书人所能给出的全部慈悲。
书山有径
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出发之前，仁化附中的物理老师周佐衡邀我至家中。
他是中山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下放到仁化后因才学出众被抽来附中任教，我曾在附中读初中。他年纪轻轻，面容清俊，举手投足间一派学者风范。他的宿舍在半山的一排平房里，房间不大，却整洁明亮。床前放着一把手风琴，桌面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摊开的教案与书籍彼此交叠，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世界地图。山下大水塘边是一片桔子林，结果时节，金黄满树，香气袭人。
我到过他的小屋——因我喜好音乐和无线电，在附中参加宣传队乐队演奏笛子。周老师教物理，讲课生动有趣，再艰涩的公式经他一讲便豁然开朗。他痴迷音乐，更教我无线电知识，曾专程从广州带回一盒笛子送我，长短粗细不一，各种调式共十二支。在他指导下，我装出了第一台半导体六管超外差式收音机，听音乐、小说联播、新闻，自此眼界大开。
有一次去他宿舍，他正伏案读书，手边摊着几本英文物理原著，看得入神，浑然不觉有人进来。午后的光从窗棂斜斜落下，照着他专注的侧影。那沉静的神情，让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到"学者"二字的分量。
那天远远地便听见手风琴的声音，悠扬而略带忧郁，是苏联歌曲《山楂树》。那旋律在午后的阳光里飘荡，像一阵风穿过山谷，轻轻落在心上。琴声停了。他拉开门，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浅蓝衬衣，清爽而精神，笑着招呼我进去。
"你们在仁化中学图书馆的事，我们略有耳闻。"他让我坐下，苦笑道，"这一代想读书却没书读、没高考，实在不易。"他转身从柜中拉出一个旧木箱，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七本泛黄的旧版《数理化自学丛书》。他一本一本码在桌上，像在搭建一座小小的阶梯，那姿态近乎虔诚。"时运如此，但书总要读。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学习。国家总会需要有知识的人。"他的嗓音低沉厚重，一字一句如钟声般穿透时空。
我至今记得那个下午的阳光、桔子的香气和手风琴的旋律。那是我第一次隐约感到，门缝里射进来的那束光，并没有熄灭。它在另一个人手里被接住了，现在他要传给我。
在扶溪公社紫岭大队知青生活的两年，这套书成了我的随身宝藏。白天在田里劳作，夜里就着煤油灯演算——火苗在玻璃罩里跳动，为避开蚊子常躲在蚊帐里看书，不小心熏坏了便用胶布补上。有一次发现书中某题的答案有误，反复验证后确信自己是对的，那一刻激动得彻夜难眠——那是一种与知识本身对话的狂喜，是一个被剥夺了课堂的人，在荒原上独自认出了真理的轮廓。
两年后，我带着几大本草纸装订的习题笔记再去拜访周老师。远远地，又听见那熟悉的旋律——还是《山楂树》，还是那架手风琴。琴声在风里飘着，像是从未中断过，像某种不肯熄灭的信念。他放下琴，接过我的笔记，一本一本地翻，目光久久未移。"答案问题已经不重要了！"他抬起头，眼睛里有光，"我相信，国家哪天恢复高考，你一定能圆大学梦。"那一刻，他看见的不是一个灰头土脸的知青，而是一个即将破土而出的未来。
时代潮流，浩浩汤汤。打倒"四人帮"后，国家恢复高考。那一年，周老师与我一同走进考场——他考取中山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我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本科。师徒二人，同入中大。后来周老师成为知名教授，我一路读到博士，成为一名文化学者。
那十七本书，至今仍立在我的书架上。纸页已黄得发脆，但每一页都留着煤油灯熏过的味道。每当我看见它们，便想起那个桔香弥漫的午后，远远飘来的《山楂树》，和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叮嘱——那叮嘱背后，是一个时代对一代人的成全。
诗魂不灭
而李夏阳老师，是我在乐昌中学求学时遇到的另一位奇人。如果说陈海芳老师是暗夜中的守夜人，周佐衡老师是绝境中的指路人，那么李夏阳老师，就是在废墟上点燃诗火的人。
只听说他毕业于广州广雅中学，才华横溢，讲《琵琶行》令人刻骨铭心。可他当过知青，经历过几大运动，因为"白专"挨过批斗，情感曲折，半生坎坷。人世间的苦，他几乎尝遍，却从未见他诉苦，他只念诗。他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让你知道那些传说都是真的。
高中毕业后我下乡当知青，后招工进国防兵工厂做炸药。危险，艰苦，紫色的硝烟呛人、窒息，至今难忘。更压在心头的，是前途的无望。那几年军工转型，工厂濒临下马，连这份工作也将失去。而最让我日夜牵挂的，是四散的家人——父亲病重在床，母亲独自撑持，兄弟姐妹各在远方，一家七口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
仁化图书馆那扇窗的光，还在吗？周老师那十七本书里的公式，还能在煤油灯下继续推导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心头那点火灭了，就什么都没了。
在乐昌兵工厂时，我听一位工友说，乐昌中学有一位李夏阳老师讲课了得，课余给同学讲诗词让人如痴如醉。我只想去拜见他，想听他讲诗。仿佛不去，那点火就要彻底灭了。
一个休息日，我从兵工厂出发，冒雨沿铁轨一格格枕木走了三公里到安口火车站，再顺着坑坑洼洼的公路走了十几里，来到武江边乐昌中学那座低矮昏暗的破房前。屋顶瓦片缺了好几处，雨水滴进床上接水的脸盆，滴答作响。
李夏阳老师高高瘦瘦，仙风道骨，鼻梁高挺，眼睛锃亮，轮廓分明，嘴角透着倔强，声如洪钟，人却平易。他看见我一身的尘土，怔了一下，什么也没问，递上一条旧毛巾，只说了句"淋雨了，擦擦，别感冒了"，便侧身示意："进来坐。"
"来，"他说，"我讲《琵琶行》给你听。"他盘腿而坐，闭上眼，声音沉厚洪亮——"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那一句出口，我仿佛被拽入江边秋夜，冷风拂面，月色浸江。他渐入佳境，摇头晃脑，手势愈挥愈疾，声音愈发雄浑。雨声、滴水声、吟诵声交织在一起，那间破屋忽然变得无比辽阔，像一个盛得下整个唐朝的穹顶。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吟到这一句，他的声音微微颤抖，眼角有泪光。那一瞬间，盘踞心头多年的画面一齐涌来：父亲病中的面容，母亲独撑的坚韧，姐姐断指后再也不能拉琴的遗憾，妹妹擦干眼泪继续上课的倔强……诗，忽然不再是纸上的字，它活过来了。它认得我。它知道我在哪里疼。那句话像一把钥匙，插进我锈死的心锁，咔嗒一声，开了。
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遇见琵琶女——一个流落江湖的乐手，一个贬谪江州的官员。他写的是她的身世，更是他自己的命运。而那一夜，李夏阳老师讲的是白居易的诗，更是他自己——一个被时代抛到边缘却仍在吟诵的人。我呢？家散四方，前路茫茫。我们三个——隔着千年时光——被同一句话击中。
可李夏阳老师不止让我看见"沦落"，他让我看见在沦落之后依然站着的人。他没有抱怨，没有沉沦，他在一间漏雨的屋子里，给一个冒雨走了十几里路赶来的年轻人讲诗。那就是文人风骨，就是在绝境中依然选择光明的尊严。
我离开时，月光洒在铁轨上。我踩着枕木往回走，心里第一次不再空荡。诗在，路就在。那夜，仅此一次，却深刻如刀刻。李夏阳老师在黑暗里为我撕开一道裂口，让我看见光。那成为我后来选择教师职业最初、最深的感召。
许多年后，他九十多岁了。教师节前夕，我专程去探望他。提起那堂课，他眼睛陡然一亮——"记得记得！历历在目！"话音未落，他已张口便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神态，与几十年前一模一样——还是那样摇头晃脑，还是那样热泪盈眶。他的椅子旁，依然放着那本翻烂的《唐诗三百首》，书脊用胶布缠了又缠。那一刻我明白，诗在，他就永远年轻。
如今回首，那扇窗何止通向书库？它通向陈海芳老师在恐惧中的坚守，通向周佐衡老师在绝境中的嘱托，通向李夏阳老师在废墟上的吟诵。他们让我相信：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而是在黑暗中依然坚信光的存在。
师道长存，薪火不灭。那扇窗，那些人，那些书页翻动的声音和诗句吟诵的温度，汇成一条河，从我十五岁那年开始流淌，至今仍在奔涌。而我此生最珍贵的，是曾做过他们手中的一簇火苗——被点燃，被护持，然后学着他们的样子，去照亮别人。
（作者：周建平博士，文化学者，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