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岭南文化新讲第二十八讲——“传统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唐诗小札》的成功密码”在楠枫书院举行。
著名学者、诗人、刘逸生之子刘斯翰与资深媒体人、文史学者罗韬就唐诗展开对谈。通过他们的讲述，观众得以了解刘逸生《唐诗小札》这本传统文化读物何以长盛不衰，今天我们又该如何学习唐诗。
“中国的文脉没断”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回顾一段关于古典诗词在岭南如何普及的故事？罗韬解释道，这是基于某著名学者近期的一个观点——“中国的文脉没断”。
根据罗韬的理解，起码需要具备三点要素，才称得上“文脉没断”。第一，传统文化在这个社会有其群众性，这是人才涌现的基础；第二，江山代有才人出，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有一代接一代的优秀人才，没有断层；第三，必须做到创作和研究双翼齐飞，知行合一，不然研究传统文化就成了研究木乃伊，就不能说传统文化还有生命力。
罗韬认为，在这三大要素上，岭南是优先于其他地方的，而刘逸生先生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其著作《唐诗小札》的传播上。刘斯翰也同意这一看法，“我父亲就是中国诗歌文脉不会断的例证”。
刘逸生并非出生于文化之家。刘斯翰回忆道，曾祖父是一名华侨，在美洲看护果园；祖父是一名鞋匠，在香港开了一个小铺子。祖父在父亲几岁时骤逝，祖母带着父亲回到中山沙溪老家。父亲小学没毕业就失学，成为童工。
“就这样一个背景，而且他后来从未遇到良师，完全靠自己摸索，凭自己个人天生的兴趣，凭着他对唐诗的研究，最后他成为中国传统诗歌研究的专家。”刘斯翰说。
通过父亲的经历，刘斯翰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有中国的书和中国人，中国的文化就不可能断。”
刘逸生先生撰写的“唐诗小札”专栏，于1959年10月31日在《羊城晚报》“晚会”版刊出第一篇。当时他42岁，长期担任报刊副刊编辑的历练，使他成为一个知识丰富的“杂家”，思维活跃，文笔优美。接下来的1959年11月、12月，“唐诗小札”专栏分别刊出11篇、9篇。
这样频密的发稿节奏，日常工作又忙，刘逸生先生是怎样做到的？刘斯翰说，父亲把所有空余时间都拿来做研究，在忙碌的环境里挤出了“唐诗小札”专栏，“用一辈子做了人家两辈子的事情”。
这些备受读者欢迎的专栏文章，于1961年结集出版，共收入53篇。刘斯翰说，当时《唐诗小札》出版引起轰动，很多读者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队购买。随即，《唐诗小札》出了增订本，也不断再版。
数据表明，1982年《唐诗小札》出到第11版时，累计印数为771050册。再加上之后广州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岭南美术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等不同版本，刘斯翰估计，《唐诗小札》累计印数应该超过了100万册。
“《唐诗小札》是我的大学”
罗韬说，自己跟逸老（即刘逸生先生）的缘分十分奇妙。他记得“文革”后期客居台山县的时候，有一天去同学家玩，同学的祖母正准备把一本《唐诗小札》的书页撕下来，做成纸角——这是当时常见的一种容器，用旧书页粘贴而成，小卖部用来装盐、豆豉等物件。因为需求量大，粘纸角也成为一份有收入的工作。
当时罗韬就读台山一中，学校图书馆被封了，家里的藏书主要是他父亲读的俄罗斯、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他并不感兴趣。看到《唐诗小札》，他觉得这是本好书，就跟同学的祖母商量：“不要用它做纸角了，我给你一毛钱，你把这个书给我。”
就这样，罗韬得到了一本有点残破的《唐诗小札》，也从此成为逸老的读者和崇拜者。所以他说，“《唐诗小札》是我古典文学开蒙的书。”
刘逸生先生进入媒体界，是从底层做起的。
起初，他在香港一家报馆当杂务，也就是跑腿的。他在跑腿间隙，读完了报社仅有的一部厚如砖头的《辞源》，又背熟了《康熙字典》的部首，由此起步，从排字学徒做到了校对、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他从香港《华商报》调任《南方日报》，日后参与创办《羊城晚报》，任该报编委，并主持副刊“晚会”版工作。
罗韬没读过大学。和逸老一样，他进入《羊城晚报》，从底层的印刷工做起，后来成为编辑，再后来跟逸老做了同一个职位——《羊城晚报》编委兼“晚会”编辑部主任。
“《唐诗小札》可以说就是我的大学，我就是从这里得到营养，知道诗的美，然后进一步学习古典文学。”罗韬表示，学习古典文学，尤其是读古诗，必须打通文、史、哲，这也使得读古诗成为扩大知识面的方便法门。
他相信，像自己这样的《唐诗小札》受益者，一定还有千千万万。它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今后的读者也将从中获得教益。
在唐诗里感受美
刘斯翰从个人经历出发，谈及怎样学唐诗。因母亲喜欢古典文学，在他们兄弟姐妹小时候，就开始教他们背唐诗，比如《琵琶行》《长恨歌》这些通行的优秀作品。所以，在刘斯翰看来，学诗第一步就是选读，而不是拿一部《全唐诗》从头开始读。
至于目前比较好的选读本，他推荐《唐诗三百首》。理由是：它收入的都是反复比较过、历代均认可的好作品，基本上呈现了唐诗的不同方面；其次，它收入的唐诗，从五绝到七古，各体兼备。
刘斯翰主张，尽可能地背诵，把《唐诗三百首》背下来。这就像培养一种肌肉记忆，“你把《唐诗三百首》背下来了，你在心里就形成一种很自然的反应——什么是好的作品，句法是怎么样的，章法是怎么样的。背下来之后慢慢经过时间（的历练），你就会有所体会”。
刘斯翰认为，唐诗跟宋代以后的作品最大的区别在于对自然风景的描写。那是一种诗化的、艺术化的自然。
以王维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为例，尽管我们没有亲临诗中所写的边塞，但读到这句诗时，会有一种心胸开阔、天地之大的感受：沙漠是“大”的，烟是“孤”和“直”的，落日是“圆”的，王维此句一出，我们就觉得很难再用更好的文字来概括这样的景象。
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让我们跟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黑格尔就曾说工业社会是最没有诗意的。刘斯翰觉得，作为一个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被工业社会的高楼大厦、石屎森林包围住我们的眼界、包围住我们的心灵，觉得外界没有什么美可言。所以，我们读诗，在唐诗里感受诗化自然之美。
“我觉得诗总的来说就像艺术一样，一定要是美的。现在到处都是丑书，丑怎么算艺术呢？传递的是什么东西？”刘斯翰说，如果读一首诗，读完之后一知半解，没有得到美的享受，这就不是正路，而“唐诗就是正路，唐诗就是在追求美”。
罗韬认为，刘斯翰其实是在重提“宗唐说”。诗歌的最高典范还是回到唐诗，“唐诗可以说是我们中国诗歌特别是格律诗的青春时代，它崇尚情景交融，青春作赋，更尊重我们的本心”。
现场有观众提问：“如何学好传统文化？要学哪些方面？”刘斯翰的回答是：学习传统文化，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从诗歌入手，是一个较好的途径。比如，让小孩子去背一段古文，会比较难；而让他们背“床前明月光”，很快就学会了。
因为诗歌里包含了传统文化的很多元素，虽然它们在诗中是片段式呈现的，但潜移默化，等我们日后再去读《论语》《孟子》这些典籍，就会发现，原来这首诗的出处就在这里，诗和文就这样联系起来了。
文｜记者 孙磊 通讯员 吴启东
图｜主办方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