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与终身俱者，惟砚而已。”砚是我们熟知的“文房四宝”之一，且广东肇庆端砚享有“群砚之首”的美誉。经过数千年来的流变与传承，砚文化在广东地区已极具风情与特色。
1月14日，“砚遇岭南——广东地区出土砚文物与砚文化展”在南汉二陵博物馆正式开幕。作为该馆的新年第一展，将持续展至2025年5月19日。
展览以广州地区70年考古发掘出土砚为主体，兼纳广东省内其他区域的出土砚，并借展天津博物馆等藏传世名砚，共展出276件（套）文物。
据策展人龙丽朵介绍，展览首次系统性梳理广东地区出土砚文物两千余年来的形制流变及砚文化传承脉络，它也是国内目前砚文物数量最多的专题展览。
岭南先民在汉代已熟练使用笔墨砚
有关砚台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刘熙所著《释名·释书契》：“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广东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砚文物年代最早同样可追溯至汉代。
展览展出西汉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卵石砚、墨丸，以及南越国时期的木简复制件。仔细观看，砚台表面还附有朱砂墨痕。
据龙丽朵介绍，西汉南越文王墓共出土三套这样的石砚，以及四千余粒墨丸，这表明两汉时期岭南先民对笔墨砚的组合使用已经相当熟练，岭南地区制砚与制墨工艺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
古代没有涂改液、橡皮擦，古人写错字该怎么办呢？与砚台配套文房用具展品中，除了研石和墨，还有一个重要物件——环首刀。
原来，两汉时期主要书写载体为简牍，当书写有误时，古人便可以用环首刀在简牍上进行削刮，然后重新书写。
“这也是删除中的“删”字，“册”字旁边的立刀旁的由来。此外环首刀还能起到镇纸、裁剪纸张等作用，堪称文房第‘五’宝。”南汉二陵博物馆志愿者丁建庆介绍。
追求实用是岭南砚文化的突出特征
务实、质朴深深刻在岭南文化的“基因”中，在广东地区砚文物的流变发展中同样能看到这种文化属性。
据龙丽朵介绍，在两汉及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广东地区出土砚台多为天然卵石砚和长方形石砚板，注重实用功能，不加雕琢修饰。
对实用的追求促使砚台在外观形制上不断变化。记者注意到，在广东地区出土的唐五代砚中,有一类外形酷似碗碟的碟形砚，部分底部还进行了墨书。
据介绍，此类碟形砚推测为陶工专门烧制的简易砚台，便于古代文人墨客手持以作砚研墨，边走边写。
现场另一件非常有特色的砚台——南朝陶双池砚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不同于其他单池砚台，它有两个砚池。
龙丽朵介绍，该砚以砖再次加工制成，双池的设计极具人性化，可以同时盛放朱砂和墨，就像现代的简易版颜料盘。“这样的形制在广东地区比较罕见，仅个别出土！”她说。
最新研究显示东汉三国或已开采端砚石
产自广东肇庆的端砚自唐五代时期就以其优质的研墨属性，逐步向外辐射，得到彼时文人墨客的青睐，成为“群砚之首”。展览少不了大量广东地区出土的端砚精品。
与此同时，端砚通常被认为始于唐。为助力端砚的溯源，筹备展览过程中，策展团队尝试用科技检测手段对不同年代的砚台进行研究。“最新研究结果表明，东汉三国时期广东地区已经对砚材进行了优胜劣汰，并对端砚产地的石材（或类似端砚产地的石材）进行开采使用。”
端砚的制作工艺流传至今。为充分呈现制砚技艺的传承与发展，馆方特别向多位非遗传承人、工艺大师发出邀请，对各个时期主流制式的砚台进行一比一的复刻还原，让观众可以亲手触摸和感受。
广东省非遗项目（端砚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程均棠就是其中一位。他从肇庆前来广州观展，并向记者介绍了他的两件作品，“制砚工艺以刻刀为笔，以砚石为纸，深刀、浅刀、斜刀交替运用，每一方砚台都需要一凿一凿地精雕细刻。”程均棠表示，非常荣幸作品能在博物馆展出，可以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广东砚文化的内涵。
展览集齐五十余方传世名砚
值得一提的是，“砚遇岭南”展览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中心）携手天津博物馆联合主办。
展览展出的276件（套）文物中，其中借展天津博物馆等藏传世名砚精品及文房配套文物达83件（套）。
据介绍，天津博物馆是国内知名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所藏砚主题文物全国首屈一指。此次合作为展览补充了许多具有人文内涵的展品，五十余方传世名砚也将让观众大饱眼福。
文、图、视频｜记者 何文涛 文艺 通讯员 穗文考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