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花地文学榜盛典特刊⑤
11月9日-10日，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先后在广州、深圳举行。欧阳江河《宿墨和量子男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获评年度诗歌，特发表其致敬辞、感言、专访——
【致敬辞】
作为当代诗歌“贯穿式”的诗人，欧阳江河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在场状态。诗集《宿墨与量子男孩》展示的是诗人近年来21首长短各异的代表性作品，长诗气象磅礴，短诗灵动旖旎。他将自身的阅读、思考以及诗外的生命凝炼在写作中，忧思与激愤成为这本诗集内在的火焰，历史、社会、文化、人类的处境，都在其中熔炼。他的诗歌创作异质融合，具有极强的“现代感”，大大拓展了中国诗学的叙事空间。
【感言】
诗歌于我而言，是一种降临
欧阳江河
广州是我的诗歌写作的福地，我在这儿已经获得过三次荣誉了，都跟报纸有关。我特别强调诗歌的现代性、当代性，我一直认为诗歌从本质上讲，是时代的、诗意的、有历史感的新闻，如同庞德所说，历史是永久的新闻。
我目前还是深耕诗歌领域。一般人认为诗歌是春风吹拂，是飞翔，是升华，是仰望星空，是诗与远方。对我而言，以上一切都是，又都不是。诗歌于我而言，更多是一种降临。你不知道它何时降临，以何种方式降临。这种降临不是灵感，而是一种换命一样的感觉。就好像你从古代，把杜甫、韩愈活过的、余留的命换到自己身上。我今天上午去体验宋代点茶，在品茶的过程里，就感受到这种降临。点茶的小女孩就是一个大师，她点的茶原本是给苏东坡喝的，现在给我和韩东喝了，我们或许就成了苏东坡的万分之一。
此时此刻，这种降临是以花地文学榜的方式来到我身上。花与大地的关系，树与大地的关系，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李白说，“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就是这种降临最好的呈现方式。希望更多诗人可以领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降临。
（文字整理：记者 孙磊）
【访谈】
1、诗歌、哲学、数学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您曾提到，《宿墨和量子男孩》的出版，展示了您写作的一个新的阶段。该如何理解“新的阶段”？
欧阳江河：这本诗歌集确实展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很多人觉得老作家写到后来就是一直在重复自己，但我不，我在题材、主题、写法、处理时代与个人的关系方面还一直在尝试和推进。60岁之后，我进入长诗写作阶段。在这本《宿墨和量子男孩》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长诗比较多，大概有9首。
我年轻的时候也写长诗，比如《悬棺》，但它的写作不是一项任务或者决定，它是我那时对语言神奇性的一种迷恋。现在写长诗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我决定写更多东西，把我的阅读、思考以及诗歌以外的生命全放进诗歌中来，把短诗容纳不了的，甚至一度以为诗歌容纳不了的东西容纳进来。
羊城晚报：写长诗难度很大，为何如此坚持？跟短诗相比，长诗如何定义，有何优势？
欧阳江河：现代主义的长诗写作，艾略特和庞德，是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长诗。在这之前还有荷尔德林。荷尔德林的诗其实并没有那么长，几百行，但是它的规模、它的内在形态，有一种长诗精神，是长诗的气场。
我现在把300行以上的叫做长诗，我的长诗一般在300行到700行之间。但长诗不是行数有多少的统计问题，而是构架、容量、跨度、诗学观和语言形态的问题。我想通过长诗让越来越多所谓“非诗”的东西，比如新闻、网络、科学、学术、手机语言等等入诗，把写作之外的东西拉进写作的框架中，让它们完成文本的发生学转化。
羊城晚报：长诗容量很大，而且您在里面加入了非常多“非诗”的元素，尤其是大量的数学、物理知识。如何把这些“非诗”的元素转化为诗歌语言？
欧阳江河：我近几年一直在尝试用诗歌语言处理另一种语言，比如科学语言、比如贾樟柯的电影以及他在乡下盖的一座电影院。这些话语是独立存在的、与其他话语隔开的，没有被诗歌语言大规模地转化和处理过。我写《宿墨与量子男孩》，是想尝试从整体上将科学史写入诗，将科学话语转化为诗歌话语。
诗歌的语言其实可以出现在任何事物里面，很多人认为哲学、诗歌、数学一定是排除日常的，但其实它们也可以是日常的一部分。伟大的科学家常常是从日常中的小事开始不懈的追问。诗歌也是一样，我的诗歌从具体事物落笔，但背后充满了抽离的、提取的、降临的东西，充满了比思想还要思想、比理性还要理性、比具体更为具体的东西。我对更为曲折的、更为幽隐的、叠态的当代诗意感兴趣。
2、读者看不懂未必是作者的“原罪”
羊城晚报：您早期代表性作品《悬棺》的初衷，就是为了对自己的古代中国文学情结做一个了断，真正进入现代诗歌写作。但是在《宿墨和量子男孩》中，“宿墨”表征的书法就是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与当代性的？
欧阳江河：我现在不太使用现代性这个说法，因为现代性已经被固化为一种类似于意识形态的东西，它是一个西方概念，它已经有了固有的时间观。我在写作的时候就发现我没有这样的时间观，所以我更愿意相信和谈论当代性。
在我看来所谓当代性就是不同时代在同一瞬间被呼魂、被激活、被浓缩，几千年前、现在此刻、以及遥远的未来，会在这个我称之为“当代”的瞬间突然呈现，我在这个时刻唤起了无数个我，唤起了万古愁，唤起了无数个世纪的各种存在。
当代性就是同时代性，是所有不同时代的同时代性，以及同时代性里面的不合时宜，它永远和任何时代、任何瞬间都有点格格不入，互相抵制，互相不在对方的固有框架、限定框架里面。在这个概念深处，一个真诗人，应该无时无刻不活得如一个诗人，这不仅是一种写法问题，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状态和形态，是活法问题。
有的诗人写诗的时候才是诗人，在写诗的那一瞬间是抒情的，是感动的，是与诗意同在的，但在写诗之外他就处于跟诗歌没关系的状态之中、活法之中。我不这样，我不写诗的时候，也本能地待在诗的活状态中，不写的时候比写的时候更是一个诗人，我只是没写而已。这不仅仅是写法问题，也是活法。
羊城晚报：从古到今，从东到西，从诗的语言到数学、物理的语言，您的诗歌无比庞杂，包罗万象，会给阅读带来一定的障碍，在写的时候不担心读者看不懂吗？
欧阳江河：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我自己诗歌文本的读者。读和写一样是有分层的，这个分层不是高低贵贱之分，而是专业角度的、流量层面的大致区分，这个差异我们一定要认可。有的诗歌所有人都读得懂，我特别尊敬能把诗歌写得人人皆懂的诗人，但此一写作任务，对不起，我不认领它。我认领的是另一个写作使命，我想追求的是诗的强度、深度、难度、拓展度，寻求越来越混杂、越来越困难的一种写作方式，然后把这种写作挑战持续下去。我可能无形中对某些特定圈层的写者与读者有所冒犯。
太多人问我懂与不懂的问题。你说古代的诗歌就一定很好懂吗？屈原的诗歌有那么多的注释，很多人依然很难读懂。作家写出来的东西，读者看不懂，就一定是作者的原罪吗？我看未必。当代诗歌尚未获得像古代诗歌那样的阅读“特权”，我的意思是，当代诗从未获得让所有人都以为能看懂、但其实不懂、而又能容许这个不懂，那样一种“特权”。
当然，诗歌需要读者。但是既然我已经认领了我的诗歌之路，那我就要去承受这条道路所带来的得失与磨损，我也想我的读者越多越好，但是大流量的读者看不懂我也并不焦虑，从当下写作现场的、但也更为久远的意义上说，我这么写，是深思熟虑的，带有自己的那份决绝。
我已经认命了，一个68岁老人的写作，我不是往前走在写，而是倒过来写，写我内心深处有一些被我丢掉的或者忽略掉的存在，那些东西是真正的“原文”，我既然已经认领了写让人难懂、或者让人觉得冒犯的诗歌，那我就要对自己的这份决绝负责，同时我也要跟大流量的读者们道歉，实在对不起，我不写一读就懂的诗歌。
羊城晚报：您多次强调了作家的“60岁之后”的转折阶段，包括您自己“六十之后，我进入长诗写作阶段”，对于您而言，“60岁之后”对于作家的写作状态有着怎样的影响？
欧阳江河：我没有这样问过自己，但是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我年龄越大以后，我对有些大家都关注的、都想要得到的东西兴趣越来越少，越来越淡薄了，这些东西在我的生命里面几乎不存在了。
我对诗歌、对生命的理解越来越开阔，也越来越闭合。开阔就是能否从不同视角去看待事物和概念，闭合则是一个越来越隔离的过程，我仿佛走进一个越来越小的微观世界，变成一个粒子、一个量子、一个微生物，把整个我包容在里面。我想往那么一种生存状态，借一位古代僧侣的说法：不为致大的所拘，而为致小的所容。
3、写诗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的存在
羊城晚报：“当我身上的消极性出现的时候，我就将其转化为积极的写作。”写诗写了这么多年，有没有写不出来的消极时刻？
欧阳江河：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先说说消极性，《庚子记》就是专门处理消极性的。我迄今为止的诗歌文本中，《庚子记》是篇幅第二长的，有一千多行。
这首诗的写作主要发生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封闭在家的环境里，几乎一天写一小节，某种程度上有写日记的性质。当时我脑海里产生的假设视境是：病毒距离我只有几米远，它随时会侵入我生命，我也随时会因感染而死。这不是对可见物的直接观看，这是对“可见性”的症候式观看。
一想到死亡，所谓的消极性便立即出现了：一个人突然死了，运营商还在通知你交话费，别人还在你的朋友圈里留言，你却不能再回复，你挣的钱还没花完，你欠的钱也还没有还完，你的命还没有活够。打给你的手机铃声一直在响，你却不能接听了。这么一堆的消极性。
我问自己，如果我马上要死，作为一个诗人，我有什么遗憾，或者说有什么责任未尽？显然，我还有诗没写。所以写《庚子记》并不是积极地写作，而是在有可能染上病毒，命不久矣的预设下写的。不过我要用这种消极性，来对抗那个时期生活中的另一种消极性。每个人都必须面对自身的消极性转化为别的东西，这么一种历史的、语言形态的、包含了弱德之美、之痛的诗意转化。
羊城晚报：我非常好奇，您写诗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还能有如此饱满的激情？让您一直坚持写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欧阳江河：这不是激情，不需要动力，对我来说，写诗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的本能存在。写诗是快乐的。
一个人活着总会有所回报，那就是活着本身。以前余华讲这种话的时候，我有点不以为然，现在觉得这个认知很牛。这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馈赠，它把这一切称之为“惜命”，珍惜生命。生命里面原本就充满了偶然性，让我们赞美这些偶然性，让我们感恩这一切。不仅感恩美好的、也感恩不那么圆满和美好的东西。
羊城晚报：网上有文章说您被国际诗歌界称为“最好的中国诗人”，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称号的？
欧阳江河：我个人是不承认这个称号的，这个是网络的谣传，可能是哪家自媒体发布了，然后大家一看很刺激就到处转发。我不知道谁可以代表“国际”，也不知道谁能代表中国诗歌。希望借这个访谈替我辟一下谣。
4、AI取代不了人类写作
羊城晚报：您之前提到十年后会尝试写小说，这是真的吗？
欧阳江河：我肯定不会写小说。我读了太多的小说，我觉得我读就行了。
我不写小说，是想保留对写作本身的尊重，保留一个“不”的选项，实际上这是写作里面特别迷人的一点，包括我在写一首诗的时候，我永远会留出我不写的部分，这个部分，构成了这首已经写出来的诗歌里面的一个秘密，一个出口，一个绝对。
羊城晚报：可以分享一下您的日常生活吗？感觉您的朋友非常多。
欧阳江河：我的朋友很多，有的经常见面，互相插科打诨。我是川人，性格还是比较随和，不拘小节，可能冒犯了一些人，但是朋友们总的来说还是都挺厚待我的，对我比较宽容。我知道我有时候会有一点张狂，也有一些啰嗦，比如莫言老师专门为我写了首打油诗，说我别的都好，就是有点啰嗦，哈哈！写得很传神。
再比如西川，我给他写了一首有点放肆、有点疯狂的诗《西川不喝酒》，朋友们酒局小聚时从来不叫他，这个诗也成了他不喝酒的免醉牌。我很感谢这些朋友的存在，这种深远的、不觉为何的当代友谊，是多形态的、日常的、活的，没有什么功利，没有换算与换取，就是对生命的感恩和享受，就是幸福本身。活在友情中，让你觉得，当代，也是一个古代。
我自己的日常生活其实是比较枯燥的，没有既定的秩序，种种干扰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想到什么就是什么。大多数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在家，对我家的猫说话，我几乎快学会说猫语了，哈哈。
羊城晚报：最后还想问一下您，在您看来这个社会还需要诗歌吗？
欧阳江河：我非常同意我的好朋友格非说的一句话，他曾经也被问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假如AI已经会写作了，那么我们还需要小说吗？格非的回答是：需要。这个回答简洁，坚定，绝对。
人只要还有肉身，还有恐惧，还有死亡，还有衰老，还有失眠症，还有失恋之类的痛苦，还有怕痛的感觉，小说、文学、诗歌就不会消失，我一点都不担心，AI取代不了人类写作的那种最根本的需要，在小说的、语言的背后构成的原文的需要，消极性的需要、降临的需要。这种幸福感、痛苦感、恐惧感，构成了文学的一个总的降临。
文学就像诗歌一样是降临，它不仅仅是写出一些我们称之为优美的句子，这些都是浅层的东西。在文学的深处，有着AI无法触碰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和诗歌永远不会消失的，人会永远需要文学。
文字访谈｜记者 孙磊 实习生 黄文禹
视频文案｜记者 梁善茵
图、视频拍摄｜记者 宋金峪 曾育文 周巍 梁喻 刘畅
视频剪辑、包装｜记者 麦宇恒 余梓涛
【2024花地文学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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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十年，我们再启新征程。11月6日-11日，2024花地文学榜系列活动在广州、深圳举办。文学与时代同行，让我们从花地出发，在湾区相遇，与世界汇流。
总策划：任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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