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花地文学榜盛典特刊⑥
11月9日-10日，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先后在广州、深圳举行。张翎《归海》（作家出版社2023年10月）获评年度长篇小说，特发表其致敬辞、感言、专访——
【致敬辞】
张翎的《归海》把追索历史文化的触角伸向“根”与“路”，既在“寻找别人的珍珠”的过程中直面与疗愈伤痛，也在“打开自己的蚌壳”的同时完成自我重建。
作品借助袁家母女的情感流变叙事，唤醒对个体、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生命记忆。在深海沙砾的碰撞、周旋与流转下，出走与归家的命题已剥离掉陈旧的寻根外壳，浮露出跨越国界民族、省思战争创伤的阔大视野。
【感言】
母语让我找到了非常牢靠的归属感
张翎
非常感谢花地文学榜，这次关注一位海外作家。我是常年生活在不讲汉语的地方，用母语写作，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有一点艰难和尴尬。
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种“归属感危机”，经常想自己属于何处？但随着日子慢慢过去，我慢慢长大后，我突然就不那么纠结了，我想因为我找到了一个非常牢靠的归属感，那就是我的母语。无论居住在哪里，走到再远的地方，它跟我有一种血亲关系，是一种永远相互属于的关系。
（文字整理：记者 梁善茵 实习生 蒋晨璐）
【访谈】
记录女性在战争中的创伤与生命力
羊城晚报：《归海》讲述了在加拿大生活的袁凤追忆母亲袁春雨身世的故事，请问写作初衷是什么？
张翎：《归海》是我计划中的《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是201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劳燕》。
为了维生，我在北美做过十七年的注册听力康复师。在我的病人中，有许多经历过战争的退役军人，还有一些是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战争难民。我和这群人有过多年接触，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了战争和灾难遗留的长久影响，他们让我思考“创伤”的话题。
战争和灾难是事件，具有时间性，有开始有结束；但战争和灾难带来的后续影响，是事件的“溢出物”（spill over），无人能预测它带来的影响会存留多久。灾难的“溢出物”可以辐射流淌到世界任意一个角落的，正好有一片，就流到了我的工作场所。我就把这些印象和灵感移植到了自己的母语文化中，于是就有了《归海》这部小说。
羊城晚报：《归海》的人物或情节是否存在真实原型？
张翎：和《劳燕》一样，《归海》是基于真实历史事件之上的虚构故事。世界上许多的战争小说都是聚焦在战争本身的，而女性遭受的战争性暴力以及其所带来的深重耻辱感，却没有得到深切的关注和挖掘。
《归海》里的袁春雨，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争性暴力受害者。她的耻辱是战争带来的，但不止于战争。战争终结之后，强大的社会传统文化偏见一直还存在，受害者往往是无从辩解，一生也无法摆脱的。
袁春雨这个人物和她的遭遇，是许多战争幸存者的故事的缩影，她是完全虚构的，同时又是完全真实的——虚构的是人物，而事件和人物的情感，则是完全真实的。
羊城晚报：您为小说取名为《归海》，英文译名为“当海水相遇”，有何含义？
张翎：水在《归海》里，是与情节息息相关的场景，小说的几个重要环节，都是在水边发生的。
水也是主人公的生活轨道，母女两人从温州的瓯江出发，到东海，到黄浦江，跨越太平洋，最后定居在安大略湖畔——那其实也是我自己的生活轨迹，尽管故事并不发生在我身上。
不同的水域把她们带到人生的不同阶段。水也是一个人文化身份的象征，不同水域的相遇相融也是文化交汇相融的象征。书里有一段跨文化的婚姻，水也隐喻了这段婚姻相互磨合融汇的过程。但更重要的是，我是想通过水的意向来探讨女性生命的力量。
我把我的女性人物比喻成水，不是《红楼梦》贾宝玉嘴里那些玉洁冰清的女儿家那样的水，而是流过最恶劣地形的污泥浊水。她们滋养他人，保守自己，是我心目中具有强悍的生命力的人。
羊城晚报：《归海》是您第一部用英汉双语写作的作品。第一次尝试用英文写作的感受如何？用母语和英语写作，有哪些不同？
张翎：我的本科和硕士都是学英美文学的，用英文写一本通顺的小说想来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我从开始写作以来一直坚持使用母语，是因为我觉得只有母语可以抵达我心目中的那个“传神”境地。再熟练的外语，至多也只能做到“达意”。
在用英文书写的时候，整个构思过程就是用英文思考的。除了遣词造句、意象和比喻的不同之外，中文书写中很多烘托和铺垫都是围绕着故事核心层层铺展的，而在用英文书写时，就要考虑如何以英文读者习惯的方式铺陈情节。
另外，由于中文读者和英文读者知识点各有不同，对小说历史背景的详略设计，也是很不相同的。对中文读者很熟悉的历史事件，对英文读者来说可能完全陌生，反之亦然。这些方面的考虑，是用第二语言书写的人必然面临的挑战。
羊城晚报：小说的每个章节都以袁凤与其丈夫乔治的电邮作为开头，您是如何想到采用这种代入第一人称、双线叙事的写作手法？
张翎：电邮部分的内容是最后一稿时才加入进去的，原先这部分是完全缺席的。初稿完成后，突然发现书的第一章以后的全部章节都是“过去时”的，春雨的洋女婿和袁凤的洋丈夫乔治只在开头和结尾里出现过，其他章节里他就被彻底甩出了故事核心。
我感觉到了这个缺陷，于是就以电邮的方式，将现在时和过去时、加拿大和中国两边的故事交织在一起，让乔治始终都在袁凤的“现场”之中。经过这些增写之后，我感觉故事放出去的线都收回来了，人物也饱满起来了。
土地因承载历史而血肉相连
羊城晚报：《归海》是“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中篇，您对灾难、创伤及其疗愈的书写是否存在一种递进关系？
张翎：在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中，对灾难和创伤的书写有时都会过于倾斜在“治愈”的结局上。在东方我们有“凤凰涅槃”的说法，西方也有类似的，比如“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每一块乌云都有银边”等等。
好莱坞出品的电影，更是具有招牌式的皆大欢喜结尾。这种让我们感觉到心灵安慰的灾难书写方式，有其正面意义，但不能是唯一的模式。这种模式一旦泛滥，就会成灾，成为廉价的心灵鸡汤，因为我们知道现实生活并不都是这样的。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创造在废墟上即刻化蛹成蝶、凤凰涅槃的奇迹。那些以水滴石穿的精神，缓慢地经历并走出死荫幽谷的人，还有那些带着身上不能拔出的刺，却以与疼痛共存的信念生活下去的人，同样具备超凡的勇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作家关注书写。
羊城晚报：出版社介绍《归海》是一种跨越国界民族、省思战争创伤的写作，这种超越在今天有何启示意义？
张翎：整个20世纪都是灾难战争不断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并未赢得长久而稳定的和平，地域性的摩擦一直都在发生，最近的俄乌战争、加沙战乱就是例子。
由于交通和通讯科技的高度发达，战乱对人产生的影响比以前更加容易地“溢出”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在这个时候反思过去，对今天和未来有着警示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袁春雨在抗战中所经历的，并不仅仅是往事。她的遭遇，可以使我们理解和关注战争创伤给几代人留下的长久影响，警惕战争的再次发生。
羊城晚报：从《劳燕》到《归海》，您都关照了女性对于战争伤痛和耻辱的隐忍。女作家注定是女性视角吗？女性视角是不是也会造成某种遮蔽或自蔽？如何克服？
张翎：女作家一定会产生女性视角的，这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但女作家不一定完全固定在女性视角上，她还可以有“普世”的超性别的视角。
“遮蔽”和“自蔽”是视野和惯性思维的问题，和性别不一定有关系。对一个作家来说，真相本来就是主观的观察结果，所有世界上的文学表述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主观的，因为观察的本质就是主观的。
无数个主观视角得到了呈现，事件和记忆就变得丰满而多面。最重要的是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主观，也宽容地接受他人的主观。
羊城晚报：一直以来，“失根”与“寻根”都是众多海外华文作家的书写主题，但您的写作似乎无意过多关注这两种关系的辩证，而是聚焦历史中个体生命的伤痛。为什么？
张翎：这可能和我开始写作的时机有关。
我持续性地发表作品时，已经在海外生活了一长段时间。我在维生的道路上走了很久，当我终于有稳定的收入可以支持写作时，我已经相对安全地度过了文化适应期，移居早期的那些激烈的情绪，已经得到了缓解和平复。
再者，我开始写作时，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大幅度发展，通讯和交通变得轻省而容易，我可以和国内的亲友们保持密切而即时的联系，也可以随时回国，甚至待一长段时间。地理阻隔不复存在了，就很难再产生余光中年代的那种乡愁。
羊城晚报：小说中的女儿从“寻找他人的珍珠”到“打开自己的蚌壳”，有一种怎样的隐喻？
张翎：女儿在寻找母亲秘密的曲折历程里，认识了母亲身上携带着的历史。而母亲的历史，也是女儿的成长史，这个寻找过程是女儿的自我发现之路（journey of self-discovery）。
对个人历史的发掘可以改变一个人对故土的了解和认识，知道母亲秘密后的袁凤，对故土的认识产生了变化，土地因为承载着历史而变得醇厚、血肉相连。《归海》里有一句话——“故事改变地理”，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写作是我唯一的“定海神针”
羊城晚报：《归海》创作过程顺畅吗？您日常写作的状态是怎样的？
张翎：还算顺畅。一般来说，当我做完案头调研，写出故事大纲的时候，长篇小说就已经完成了一半。
在处于写作状态时，我一般早上醒来（其实已经接近中午），不洗漱不吃早饭，立刻坐下来开始写作。写一段落，再吃个早午饭，稍事休息，午后再写两三个小时，就收工了。晚上不再做“输出”的事，只做休息和“输入”，比如看电影看剧读书，或者和朋友吃饭聊天。
我一天写作的时间不长，从不干涩地写，一旦感觉滞塞，立刻就停下来，等待着灵感再次找到我。每天也不把灵感写完，留一口气给明天。
羊城晚报：您曾经说过写作是您的“自救”，能否展开谈谈“自救”背后的含义？
张翎：年轻时说“自救”，是觉得自己被倾诉的欲望逼到墙角，不抒发不行。
现在说“自救”，是有感于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在如此分裂动荡的大时代里，写作是我唯一的“定海神针”，保护我不被恐惧和不安吞没，让我在遮天蔽日的不确定中，找到一样确定的事，能够不被眼前的纷乱所动摇疑惑。
羊城晚报：您此前说过在创作《劳燕》时已有写“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想法，如今是否已在进行第三部的写作？预计何时推出？
张翎：最近去东非待了一个多月，有很多冲击和灵感滚滚而来，会先完成一部关于非洲的散记，然后回到第三部的写作。
羊城晚报：您的作品读者主要分布在哪些国家？在海外写作会不会感到寂寞？
张翎：流通汉语的国家和地区应该都有我的读者吧，我所居住的多伦多城市的图书馆里，就收藏着很多我的书。我很习惯长时间的独处，一个有事情做的人是不太会感受到孤独的。不是因为不孤独，而是因为没时间感受孤独。
羊城晚报：在《金山》中塑造“金山伯”形象时，您多次到广东采风调研，能否分享您在广东的经历和感受？
张翎：为《金山》我曾几次到广东采风，说起来也是十五六年之前的事了。即便在那时，我就发现广东人是最具有“国际范”的人群，倒不是因为他们穿着和谈吐的时髦，而体现在他们对待人际关系边际的态度上。
广东人宽容务实，在工作就事论事、不过于情绪化、不讲大道理。在大变化来临时，有一种超然事外的镇静，“饭照吃舞照跳”。在我来看，这是一种参透世事的人生大智慧。
文字访谈 | 记者 梁善茵
视频文案 | 记者 周欣怡
图、视频拍摄 | 记者 梁喻 曾育文 刘畅 潘俊华 宋金峪
视频剪辑、包装 | 记者 麦宇恒 余梓涛
【2024花地文学榜】
2013年羊城晚报正式创设花地文学榜，一年一度对中国当代文坛创作进行梳理和总结，也为广大读者提供最具含金量的年度专业书单。
新的十年，我们再启新征程。11月6日-11日，2024花地文学榜系列活动在广州、深圳举办。文学与时代同行，让我们从花地出发，在湾区相遇，与世界汇流。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总执行：胡泉 陈桥生
统筹：邓琼 吴小攀
执行统筹：朱绍杰 孙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