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鹏军
陈献章（1428年—1500年），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世人尊称为“白沙先生”。明朝中期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明代心学的奠基者，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
在南宋灭亡、元朝建立之际，描绘沧桑巨变、感慨历史兴亡的崖山书写开始出现，并奠定了内容与风格基础。经过明代众多岭南诗人及其他诗人的歌咏，崖山书写形成了一种具有强烈历史兴亡色彩的崖山记忆，并得到岭南及各地人士的广泛认同。在这一过程中，陈献章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他以诗歌创作、实际行动、教导弟子等形式，有力地促进了崖山记忆的形成。
诗歌记述和咏赞
如同习惯于以诗歌记载表达心学、哲学思想一样，陈献章也经常以诗歌表达对于崖山人物故事的追怀及其中蕴含的精神价值，留下了丰富的崖山诗歌。在他现存的2500多首诗作中，直接以崖山及相关人物、事件为题者就有20题27首，可见他对于崖山的持续关注和一往情深，也表明崖山在陈献章的思想情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明成化五年（1469年）其所作《游崖山次李九渊韵》二首其一有句云：“前劫消磨尽，中原恨未沉。兴亡先有谶，秦贾竟何心？”之二有句云：“不待祥兴后，神州已陆沉。孤臣空有泪，大块本无心。”已非常明确地把“兴亡”“孤臣”与“中原”“神州”联系在一起，赋予崖山以深沉的兴亡感和历史感，并将其与整个中国的兴衰隆替、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弘治二年（1489年）《重过大忠祠》有句云：“宋有中流柱，三人吾所钦。青山遗此庙，终古厌人心。”通过对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忠的怀念赞誉，凸显了崖山战役中南宋的核心人物、英雄气概，也继续重复品味着“兴亡”的滋味，营造了感伤悲凉的氛围。事实也确是如此，假如没有“三忠”的存在，南宋最后一段历史必然是另外一番情景；假如没有“三忠”的出现，崖山书写、崖山记忆和崖山精神将失去核心价值和意义，甚至连崖山记忆与精神能否形成，都将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陈献章对于崖山的关注和书写、歌咏和追忆，并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偶一为之，而是持续了一生的有意行为和自觉行动。直至年逾六旬、进入暮年之际，这种思绪、情感和行动仍然经常出现在他的笔下。弘治四年（1491年）所作《登崖山观奇石》云：“长年碑读洗残潮，野鬼还将野火烧。来往不知亡国恨，只看奇石问渔樵。”最为牵动诗人之心的，仍然是那种无法消磨、难以摆脱的“亡国恨”。五年后的弘治九年（1496年）所作《次韵孙御史拟吊崖》云：“瞬息人间三百年，寻常兴废不须怜。羌胡此贼真无赖，中国何年坏守边？信国不来知有罪，鲁齐当仕岂忘天！太空不语乾坤病，万载千秋老泪涟。”依旧是把“兴废”的教训和感慨、“羌胡”与“中国”的对立置于诗歌的内容中心和情感中心，所表达的已不仅是诗人一己的历史兴亡之感、凭吊追忆之情，而具有一种穿越时空、引人共鸣、古今同悲、思接千载的思想和情感力量。
陈献章曾多次前往崖山，有时候可能是独行，更多的时候则是陪同僚、友朋前往，也有时候是带弟子们前往。对于崖山的记述、追忆、凭吊、感怀和歌咏，已经成为陈献章生活、情感、交往、教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他表达思想、抒发情感、寄托感慨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和途径。
除上引外，他还有多首诗歌直接写到崖山及相关人物、事件。《祭大忠祠》《奉陪赵提学崖山慈元殿吊古》《吊崖》《与廷实同游圭峰别后奉寄且申后来崖山之约》《宋行宫》等，都是陈献章怀想崖山、追忆历史、歌颂忠义、感慨兴亡的直接证明和诗化表现，更是他思想、情感的真实书写和抒发。
在此之前，可能还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陈献章这样如此周详全面、如此满怀深情地记载崖山、歌咏崖山。正是由于有了陈献章的屡次凭吊和多番歌咏，不仅大大加强了崖山成为一种文化记忆、精神象征的可能性，而且大大增强了岭南以外的广阔地区的人士接受并认同崖山象征意义的可能性。这是崖山记忆、崖山象征与岭南遗民精神的第一次充分彰显。
实际倡导与践行
陈献章还积极参与了纪念崖山历史事件和有关人物的实际行动，参与谋建大忠祠、率先提议在崖山建立慈元庙（后改称全节庙），寄托对于南宋王朝的怀念和追忆之情。
陈献章门人、南海人张诩《翰林检讨白沙陈先生行状》中有云：“崖山大忠祠、慈元庙之建与夫祀典之举也，皆发议于先生，与副使陶鲁、右布政使刘大夏、佥事徐紘共成之。大忠祠成，太夫人梦金冠三人从甲士数百谢于门。慈元庙之未建也，先生梦一女人后饰，立于大忠之上，曰：‘请先生启之。’后十年建庙，即其所也。故先生《吊慈元诗》有‘依稀犹作梦魂通’之句。”当是可靠记载。
《新会黄志》引《贾志》云：“孝宗弘治四年（一四九一）辛亥冬十月，建全节庙于崖山，布政使刘大夏与检讨陈献章所议也。”此事可以从陈献章诗作中得到印证，弘治四年（1491年）所作《东山至崖山议立慈元庙因感昔者梦中之言成诗呈东山》《奉陪方伯东山刘先生往崖山舟中作》等诗都是有力的证明。可知陈献章在年逾六旬之后，仍在为之劳力劳心，在设立全节庙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陈献章还在生病初愈之时亲自撰写了《慈元庙记》，中有云：“宋室播迁，慈元殿创于邑之崖山。宋亡之日，陆丞相负少帝赴水死矣。元师退，张太傅复至崖山，遇慈元后，问帝所在，恸哭曰：‘吾忍死，万里间关至此，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投波而死，是可哀也。崖山近有大忠庙，以祀文相国、陆丞相、张太傅”；“所以立大闲、愧颓俗而辅名教，人心之所不容已也”。弘治十一年（1498年）陈献章作有《题慈元庙呈徐岭南紘》诗；弘治十二年（1499年）七十二岁时，还作有《力疾书慈元庙碑记》诗记其事述感；同年又为《慈元庙记》书丹。可见陈献章对崖山及关于南宋的遗迹、人物、事件何其关注，怀有多么深的感情和多么执着的热情。陈献章非同寻常的历史感、兴亡感、正统与非正统、华夏与外夷之辨观念也从中得到集中的反映。
对弟子的引领和影响
陈献章还自觉而有深意地将对于崖山及其精神蕴含、兴亡象征、文化内涵的感悟和体认传达给自己的弟子们。陈门弟子也深受先生思想、情感的影响和激发，对崖山遗迹、人物、事件所表现的历史过程、重大转变，所承载的王朝立废、历史兴亡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有着不同程度的感悟和体认，并在诗文及其他著述中对此有所表达和抒发，成为他们教育经历、诗文创作、思想情感、人生历程中一项有着特殊意义、特殊价值的内容。
陈献章杰出弟子、衣钵传人、广东增城人湛若水有《吊崖次邓念斋韵兼呈何善山大尹诸君》曰：“负帝元臣已赴波，天时人事奈之何。江边奇石阅时旧，崖下悲风感客多。万古精忠悬日月，中华大道自江河。诸君剩有纲常意，俎豆重开剪薜萝。”又于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十一月二十九日（1543年1月4日）作有《吊崖辞》，表达对南宋最终命运的感慨和对崖山英烈的凭吊之情。陈门弟子、广东顺德人何绛《崖门谒三忠祠》有句云：“使相有祠遗海裔，书生无泪哭前朝。”弟子、广东顺德人梁景行《从白沙先生游崖山谒大忠祠作》有句云：“忠祠奇石屼，正气大江流。……千古崖山上，哀猿处处愁。”陈门弟子、广东南海人张诩《次白沙先生约游崖山韵》云：“行宫数十尚荒台，龙驭宾天竟不回。忠节月临还日照，兴亡汐去又潮来。鹃啼宿雨孤坟闭，浪打崖门两庙开。帝子神游应过此，玉笙声在碧云堆。”
不难想见，假如没有陈献章的亲力亲为、率先垂范和用心教导、有意影响，这些陈门弟子定然不会对崖山及相关遗迹、人物、事件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关注，也不会写下如此众多的关于崖山及相关遗迹、人物、事件的诗篇；假如没有这些陈门弟子的崖山书写和传播，崖山文学、崖山记忆和崖山精神也必然会是另外一番样子；崖山和崖山记忆、崖山精神也不可能产生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
如此关注崖山的原因
陈献章如此密切关注崖山、书写崖山，如此执着刻意地发掘和弘扬崖山精神，甚至可以说对崖山满怀崇敬、一往情深，最明显、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崖山属原新会县，是陈献章的家乡所在。从白沙村到崖山距离较近，有水路交通，可以行船，来往比较方便。而且与陈献章明晰的乡邦意识和乡土情怀直接相关，是他故土情结、乡土情感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抒发渠道，也是他在更加深广的意义上保护和宣传家乡历史遗迹、弘扬乡邦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方式。
陈献章对于自身处境和所处时代及朝廷真实状况、官场风气、士林风气的清醒认识与冷静判断，对于历史兴亡、王朝兴废及其经验教训的深切体认，是另一个比较深层的重要因素。通过对世变之际、生死关头烈士精神、忠义人格、崇高品质的崇敬与感佩，对于以儒家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为核心的世道人心的呼唤和倡导，寄予反思历史、唤醒人心、培养高尚人格的思想指向和理想追求，反映了陈献章思想、学问、行事中的理性精神、批判意识和独立品格。其中自然具有以古为鉴的现实用意，也反映了对于当朝统治者进行冷峻观察、清醒考量的独立姿态和判断能力，与之合作或者不与之合作的取舍标准、选择能力与出处时机，其难得的思想勇气、道德勇气和政治勇气从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陈献章之所以如此关注崖山，更深层、更有蕴含的原因是其思想行事、处世姿态中的忧世精神、社会批判和入世情怀，表现出他远绍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传统、人生理想和淑世情怀。关于陈献章思想行事中的这一侧面，其弟子张诩在《白沙先生墓表》中说过：“幼览经书，慨然有志于思齐，间读秦、汉以来忠烈诸传，辄感激赍咨，继之以涕洟，其向善盖天性也”；还有陈献章所说“人之所学，唯在人事，舍人事更何所学？”“欲政事之善，必须本之学问”等，都是陈献章其人其学、其思想其行事的反映。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纠正或完善以往对于陈献章其人其学“以静为主”“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有鸢飞鱼跃之乐”的认识，全面深入地分析评价陈献章其人其学、其行事其思想，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从崖山书写、崖山记忆的形成过程来看，明代是崖山诗歌最为繁盛、崖山书写最为充分、崖山记忆最终定型并充分展开的时期，也是崖山的精神象征与岭南遗民精神正式形成的时期。在宋代以及元代崖山书写的基础上，以陈献章为中心、以陈门弟子为羽翼的岭南诗人的崖山书写，与明代其他地域诗人的崖山书写相呼应，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崖山诗歌创作高峰。此后，崖山书写和崖山记忆不仅对于许多岭南文学家、儒生士子日显重要，也愈来愈经常、愈来愈充分地进入了其他地区文学家、儒生士人的思想意识之中，成为岭南文化和中国文化共同的精神资源。
（作者是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广东省高等学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