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花地文学榜盛典特刊④
11月9日-10日，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先后在广州、深圳举行。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23年４月）获评年度文学评论，特发表其致敬辞、感言、专访——
【致敬辞】
陈平原不满足于传统的研究路径，时时勇于探索新领域、新方法。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他聚焦“声音”这一被忽略的元素，以严谨的史家意识和文学笔法，诠释了演说在塑造社会、传承文化以及推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有声的中国”反鲁迅的“无声的中国”其意而用之，兼及阅读、倾听与观看三种触摸历史的路径，在呈现出一个有声有色、有动有静的现代中国的同时，提示当下人：演说是“触摸历史”的又一绝佳入口。
【感言】
声音和文字二者之间的冲撞与张力在今天更加清晰
陈平原
我是广东潮州人，四十年前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去念博士以后就在北京工作，一待四十年。四十年后我借花地文学榜荣归故里。而且今年是中大一百周年庆典，我用我们花地文学榜这份荣誉，为我的母校献礼。
其实40年间我获了很多奖，但基本上没获过文学相关的，某种意义上我的工作更接近于历史学。我认为作为学者，能够在有一天以他们的著作获得文学界的认可，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我们知道晚清以前中国读书人主要靠写作靠文字获取功名，而20世纪以后演说传入，导致读书人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文化立场、生活感受的能力得到迅速加强。
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中国，是“文字”的中国向“声音”的中国转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意义上为什么我要关注演说？因为声音和文字二者之间的冲撞与张力，不仅是20世纪，在今天也更加明显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花地文学榜评委会对我这部作品的肯定，其实是朦朦胧胧感觉到文学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可能的路径。谢谢评委会，更感谢我的家乡。
（文字整理：记者 何文涛）
【访谈】
1、“声音”是现代中国狂飙突进的一个重要侧影
羊城晚报：从鲁迅《无声的中国》到您这部《有声的中国》，鲁迅的这部作品对您该书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启发？
陈平原：《有声的中国》这个书名，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是从鲁迅《无声的中国》衍生出来的。1927年，鲁迅在香港演说时说到十年前的文学革命，用了一个比喻，那便是“有声的中国”与“无声的中国”的对决。这里的“有声”，既是写实，也是象征，比如“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
我借用过来，辨析现代中国的“声音”与启蒙话语、政治宣传、社会动员、文学教育、学术普及乃至文章风格的演进等错综复杂的关系。表面上谈的是演说的立意、文体、姿态、身段、听众、效果等，但牵涉面很广，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狂飙突进的一个重要侧影。
羊城晚报：本书中您特意兼及图像与文字，两者在行文之间相互配合，让读者尽可能“回到现场”，对您来说这是对以往历史研究方法怎样的一种反省和突破？在本书大量的图像选取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逻辑和思考？
陈平原：在几年前刊行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中，我特别关注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巨大张力，而在《有声的中国》中，虽然讨论的是演说的魅力及可能性，但作为一种阐释与呈现的策略，同样兼及图像与文字。
我做的这几块，其实有某些相关性，比如文学与大学相得益彰，画报乃都市生活及文化的产物，图像与声音可以互相呈现，还有演说兴起促成了现代中国文章风格的变迁等。这也是我一直努力探索的，人文学者不该画地为牢，只要论题需要，可以尝试打破各研究领域之间的界限，把不同学科、不同媒介的研究勾连起来，一环扣一环地往前推进，说不定会有意料不到的收获。
羊城晚报：每个时代的讲演都因媒介环境的变化发生着巨大变迁，在如今媒介环境下讲演可能会有怎样新的魅力及可能性？
陈平原：1899年，梁启超接受日本人犬养毅的建议，将学校、报章、演说定义为“传播文明三利器”；而且，基于对中国社会状况的了解，梁启超认定“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那时的中国，教育落后，识字率低，报章发行量有限，以声音为媒介进行启蒙就显得尤其重要。
今天情况大不一样，可我依旧认为，作为一种技术及文化的“演说”，依旧有能力深刻影响中国政治、思想及社会进程。只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当下听众的趣味及期待，牵引着演说者更多地往娱乐及教育、而不是政治或思想的方向发展。
这背后，主要是时代风云，而不是个人能力。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是否出现或成为“伟大的演说家”，主要不取决于技术手段或能力培养。
羊城晚报：在新媒介环境下演说存在怎样的困境和隐忧？对文章的写作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陈平原：三十多年前，我撰写博士论文时，关注中国小说从说书场的“倾听”转为书斋里的“阅读”，这一虚拟的声音传播向文字传播的转移，促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最近20年，为了研究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我努力捕捉那些有可能穿透历史迷雾的“声音”——尤其是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演说”。
早年“声音”保存困难，传播不易，加上“文字寿于金石”的传统信仰，我们通常更重视白纸黑字的“文章”，而不是漂浮在空中的“演说”。重建晚清以降的“声音现场”，让后来者理解那个曾经存在并发挥巨大作用的“有声的中国”，这需要专家与读者的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幻想成真”。
如今大不一样了，声音的保存及传播变得轻而易举，只要你愿意，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一切。可也正因为太方便了，大家都不怎么把“说话”当回事（相声及脱口秀除外），缺乏认真经营的愿望以及精雕细刻的动力。长此以往，反而不太可能催生“伟大的演说”。
2、只要方向正确，不愁没有后来者
羊城晚报：您在自己相对熟悉的文学史和学术史之外，尝试引入大学、都市、图像与声音。在2012年发表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中，您坦言对于借辨析声音来深描或阐释现代中国，在当时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最新这本《有声的中国》的出版，您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如今又到了怎样的一个阶段？
陈平原：十二年前谈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一半在做总结，一半则是预言。那个时候，大学、都市、图像、声音这四个话题我都在展开，有的已经成型，有的尚待完善。到今天，每个话题至少有一两种拿得出手的著作，也算是初具规模，可以给学界做一个交代。遗憾的是，因精力分散，无法专精。以后的工作目标，兼及拓展与深描，力图把若干“奇思妙想”转化为坚实的学术成果。
就以“声音研究”为例，我依托北大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与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轮流召开“有声的中国”系列工作坊，希望吸引更多年轻有为的学者，共同推进这个有趣的学术话题。个人能力有限，最多只是起个头；但只要方向正确，不愁没有后来者。
羊城晚报：作为中文系教授，从创作历程和涉猎的研究领域来看，您是否更偏好于大文化研究？
陈平原：我的本行是文学史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延伸到学术史探索，新世纪更有所谓“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在这个意义上，你说我更多关注“大文化”，我认可。不过，我在《有声的中国》的序言中提及，每迈出一步，都植根于原先的文学史研究，而不是完全离开，另辟新天地。
我一直认为，学者在从事跨学科研究时，必须谨慎从事，尤其进入新领域，最好和自家先前的学术兴趣有关联，那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长项。而且，说不好听，也是为了藏拙。
羊城晚报：在书的最后您提到最大愿望就是“在某些程度上复原那一去不复返的‘演说现场’”，您觉得这一愿望目前是否达成？
陈平原：将近20年前，我曾主编《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2006年由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效果不错。原计划出八卷，因“鲁迅”与“胡适”两卷在学界已有相关成果，中途搁置了，真正完成的是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陶行知、闻一多、朱自清等六卷。当初约定，探究的重点不是演说文本，而是这些演说的时间、地点、环境、受众、传播、影响等。
也就是说，借钩稽每一场演说的前世今生，描摹现场氛围，追踪来龙去脉，还原特定的历史语境，让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演说，重新焕发生机，甚至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我当然明白，由这些“纸上的声音”来复原历史上曾经存在乃至发挥巨大作用的“演说”，其实是有点冒险的。
这就要说到学者的训练、能力与职责。首先是旁搜博采，而后是精审考辨，最后还必须驰骋想象。无法板上钉钉，但尽可能做到合情合理。
羊城晚报：作为从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您认为这一代学者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质？相较于年轻学者，又存在怎样的优势与劣势？
陈平原：我们这一代学者，普遍状态是基础差但机遇好，因恰逢改革开放春风。纵观人类历史，“怀才不遇”是常态。而我们中的不少人，自身才华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这很难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
如果一定要总结经验，那便是我们学术成长的时代，规矩不严，风气开放，养成这一代人学术上的野心与野性。比如我自己，从思想解放、理想主义以及追求范式革新的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多少带有那个时代的影子。
这些年不断探索、思考现代中国研究的各种可能性。这么做，有好也有坏，最明显的便是想法多而成绩小。但作为探路者，哪怕最后证明此路不通，也可以插几个或指引或回避的路标。
3、我随时随地都在阅读思考和写作
羊城晚报：研究、评论与写作，在您生活中各占比例多少？退休后有何计划？
陈平原：人文学者工作有其特殊性，主要任务是在书斋里阅读、思考与写作。你问这三者各占多大比例，我很难回答。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不同，我随时随地都在阅读、思考与写作，三者犬牙交错，纠缠不清，无法截然分开。
另外，人文学者主要靠个人的大脑，在岗时不需要那么多经费，退休后照样出成果。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洪子诚等教授，退休后成果很多，也很精彩，我得向他们学习。
羊城晚报：关于学者的风格类型，我们常有刺猬型学者和狐狸型学者之分，“狐狸观天下之事，刺猬以一事观天下”，纵览您的学术历程和创作历程，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一类学者？
陈平原：如果一定要分，我只能算狐狸型了，因我的学术兴趣比较广泛，多年来上下求索，南北征战。但所有的类型划分，其实都是理想型的，处于两个极端的并不多，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只能说偏向于狐狸型或刺猬型。
羊城晚报：2021年您受聘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这些年来也陆续为古城潮州写了许多作品，是否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考虑想要“落叶归根”，回归广东生活？
陈平原：出任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有其特殊因缘，具体我就不说了。这三年做了不少事情，包括邀请二十位同人合力编纂十卷本《潮学集成》；在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专门设立“潮州文化研究专项”；借助“潮学终身成就奖”和“潮学优秀成果奖”的评审，在表彰先进的同时，有效地沟通学界与大众等。
但应该说明，我虽积极参与其事，但日常事务是暨大负责。这些年，我不断回广东，兼及学问、乡谊与亲情。但暂时没有回老家生活的打算，虽然这里的气候和饮食更适合我，但妻子是北京人，必须考虑她的因素。
羊城晚报：研究潮州文化，除了感情因素以外，对您而言还有何特别意义？
陈平原：我之所以研究潮州文化，当然有个人感情因素在里面，但并不局限于此。我多次谈及文化多样性对群体以及个体的意义。
我很庆幸自己的学问及生活有不只一个支点，国内与国外、南方与北方、大城与小城、都市与乡村，这些不同支点交叉映照，使得自己思考问题时，不会永远一根筋。有不同的参照系，促使你洞悉当下以及自身的局限性，起码看问题比较通达。
文字访谈|记者 何文涛 吴小攀
视频文案|记者 何文涛
图、视频拍摄|记者 梁喻 刘畅
视频剪辑、包装|记者 麦宇恒 余梓涛
【2024花地文学榜】
2013年羊城晚报正式创设花地文学榜，一年一度对中国当代文坛创作进行梳理和总结，也为广大读者提供最具含金量的年度专业书单。
新的十年，我们再启新征程。11月6日-11日，2024花地文学榜系列活动在广州、深圳举办。文学与时代同行，让我们从花地出发，在湾区相遇，与世界汇流。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总执行：胡泉 陈桥生
统筹：邓琼 吴小攀
执行统筹：朱绍杰 孙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