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花地文学榜盛典特刊③
11月9日-10日，2024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先后在广州、深圳举行。王尧《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想》（译林出版社2023年1月）获评年度散文，特发表其致敬辞、感言、专访——
【致敬辞】
当仅存八年的西南联大已成为传奇的时候，王尧尝试回到那些人物的生活中，聆听那个时代的日常弦歌，从而绘制出泛着拙朴色调的联大群像，以及师生们充实而丰盈的心灵图景。
其散文写作既有文学史的宏观视野，又有文学批评的细腻准确，蕴理性思辨于感性笔触，寓知识信仰于生命体验，将个人心志、历史洞察、文化浸润与社会观照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
【感言】
南国“花地”对我来说几乎是乌托邦
王尧
谢谢《羊城晚报》，谢谢“花地”，谢谢所有评委们，这个奖对我有特别的意义。我青少年时期在苏北的一个乡镇中学读书，那时能读到外省的报纸非常少，其中就有《羊城晚报》。
小时候能看到花是菜花、稻花、桃花，所以南国的“花地”对我这一代从乡村走出来的青年人来说，它几乎是乌托邦。之前我的散文集和长篇小说也曾经入围过花地文学榜，但这次算是创造了我的个人纪录，特别感谢大家！
我在大学里念书和教书，经常会追忆那些大先生们的背影。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自然让我的心灵产生很大的激荡，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想去写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后来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去过长沙、四川、云南、昆明等许多地方，考察与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相关的路线和历史遗存。
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研究、著作及其他文体都非常多。但我自己的体会是，他们的崇高、他们的传说其实与日常生活相关。大家是建立在生活的维度之上的，所以我想从日常的角度来描绘我所理解的大师们。
我写这本书也在写自己。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改革开放以后，遇到了非常好的时代，和大先生们相比，我觉得我们这一代还是“小学生”。中国是散文大国，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也有中国悠久的文章传统，所以这本书的写作也表达了我对散文的一种理解。
（文字整理：记者 周欣怡）
【访谈】
1、“若回到那个年代，我能否刚毅坚卓？”
羊城晚报：您的这本《日常的弦歌》似乎有“跨界”特征，您怎么定位这本书的归属类别？属于研究、评论、创作或融合？
王尧：在文体上，《日常的弦歌》是散文，是文学。这本书的内容涉及到史学，教育学等，但表达方式是文学的。如果说跨界的话，我确实融合了不同文体的一些元素。
要写好我笔下西南联大的人物和事件，自然需要做学术研究，也自然会有我自己的思考。前者，是写作的前期准备，后者便是写作者内在于人物和事件逻辑关系的评论。作为事件和人物的西南联大，是历史文本，我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去叙述，这就是创作。写作本身是一个事件，是由多重要素构成的。
羊城晚报：西南联大并不算新题材了，您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和其他同题材研究或创作比较，有何不同？
王尧：是的，以西南联大为题材的研究和创作成果丰硕，我从中获益良多。我曾经多次去西南联大和与西南联大相关的历史遗存考察，每去一次，都有震撼感，总觉得应当写些什么。
西南联大的“刚毅坚卓”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传奇几乎是关于西南联大研究和创作的色调。在考察历史遗存阅读历史文献中，传奇是怎样炼成的呢？
如果回到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凡夫俗子，大学之“大”植根于生活之微中。崇高与卑微是传奇的一体两面。因此，我想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聆听不辍的弦歌。
羊城晚报：您在写作过程中查阅整理了大量关于西南联大的书目、档案，如何将文献融化于其中？
王尧：这么多年，我搜集整理了不少西南联大的文献和研究西南联大的文献，也接触过西南联大一些人物的后人。2010年7月，我去美国的纽黑文访问张充和先生，也谈到联大，她和梅贻琦先生等都有过接触。
作为一种历史散文，当然不能虚构，可以合理想象。但所有的写作都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文献进入文学文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死的，大量引用；一种是活的，让它成为细节，再成为故事。
我反复研究文献，选择文献，然后理解它，再叙述它，关键是用自己的语言去叙述。这是一个基于历史真实的再创作，以抑制住机械复制文献的问题。
羊城晚报：您怎么定义自己的这种写作类型？它的技巧和难点？如何平衡客观史实与主观抒情之间的关系？
王尧：我虽然是个批评家，但我不喜欢定义文学。它是散文，但我现在无法清晰定义散文。研究教育学的朋友说这本书是教育史著作，也有朋友认为是历史的一种写法。所以，定义类型不重要。
写作这本书最大的难点是我不能重复别人，我要找到自己理解和叙述这段历史的方式。技巧是其次的，在散文之外，我吸收了小说叙事写人的手法，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我作为学者研究历史的方法。选择什么样的客观史实本身就有主观性，但这种主观受制于历史的整体性。
我以前是一个喜欢抒情的人，但写作这本书时，我抑制住了，主观抒发不是在历史叙事之外添加上去的，是内在于历史叙事之中的。那些人物、事件打动了我，我的笔端就带有感情。
羊城晚报：西南联大的这段历史在您的研究和创作谱系中，排在怎样的位置？
王尧：非常重要，首先是我思想和精神的一部分，然后才是研究和创作。我对西南联大的认识不一定都诉诸笔端，但一定在我内心涌动。我现在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的下部，就是写主人公在西南联大的经历。
羊城晚报：您眼中的西南联大是什么样子的？怎么理解联大精神？写作此书有何特别的收获和感悟？
王尧：我无法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描述西南联大，我对它的基本认识都写在《日常的弦歌》中了。相对于西南联大本身，所有关于它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侧面。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风景让你流连忘返，时看时新，联大就是这样的风景。我觉得，西南联大的精神就是它的校训，“刚毅坚卓”。写这本书是自我成长的过程，我觉得写他们也是在写自己。
写作中，以及在讲座中，我多次潸然泪下。如果回到他们那个年代，我是谁？我能不能刚毅坚卓？我设想我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的崇高肯定会照出我卑微的身影。是的，写作这本书让我觉得我和他们是同时代人。
2、作家应与人文传统有着血肉联系
羊城晚报：您曾经在《收获》杂志上开专栏，那应该就是您散文写作的正式开始？开设专栏有什么定位和目标？现在看来对您的写作有何影响？
王尧：2017年我在《收获》杂志开设了散文专栏“沧海文心”，这是我散文写作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
2010年7月我从哈佛-燕京访问回国，在《读书》杂志写了“剑桥笔记”系列，时任《收获》副主编的程永新先生看了几篇，电话问我能否在《收获》写个系列。我非常激动，在《收获》开专栏不是小事，我得准备。我就说我想想，这一想就是五六年。已经担任主编的程永新先生再次致电我，我们商量确定写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人。
我研究过散文，也写过反思“文化大散文”的文章，想在文体上作些尝试。我想着力探索如何激活历史文献中的人文与事件，形成新的叙述。
其实，我的散文写作是和学术研究同步的，80年代就发表散文出版散文集了。2003年，我在《南方周末》开了一年专栏“纸上的知识分子”，后来也结集出版了。
《收获》专栏的写作，打开了我散文写作的另一条路径，这就是历史叙事。《日常的弦歌》是《钟山》2019年专栏的结集，延续了《收获》专栏的特点，虽然有些变化。这类写作也影响到我的学术研究，我在写作一本叙事体的当代文学史，因为这两个专栏的历练，历史叙事的能力得到了强化。
羊城晚报：给自己的小说处女作《民谣》打多少分？下一部小说准备写什么？
王尧：《民谣》发表于《收获》2020年第1期，译林出版社2021年出版单行本。我年轻时也有小说家的梦想，后来做学术研究，无暇创作，但这个梦想总在内心涌动。
《民谣》动笔的时间很早，2001年就写了小说的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后来断断续续写，但一直没有完成。疫情之后，有比较多的时间在书房，我又重新写作，用了半年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发表后受到批评家和读者朋友的热情关注，这对我的是很大的鼓励。
文学作品很难打分，但我知道自己尽力了，这是一部有个人特质和想法的小说。我第二部长篇还在修订中，接近完成了。这部名为《桃花坞》的长篇，写的是苏州沦陷后几个文人家庭的命运。
羊城晚报：您对“作家学者化”和“学者作家化”有何看法？这种研究与创作的双栖感受有何不同？论文、小说、散文等文体您更喜欢哪一种？以您的亲身经历而言，您是如何做到创作与研究两不误的？
王尧：很多年前，王蒙先生提出作家学者化的问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新文学时期的作家学者，不像当代这样角色分明，鲁迅先生也是学者，许多学者也是作家。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专业知识、文化素养、人文情怀对作家和学者都很重要。很多作家都是饱学之士，但学者作家化不会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
论文、小说、散文是不同的文体，在一定意义上散文是文学和学术的母体，所以我一直鼓吹传承中国的文章传统。但写论文和写小说是不同的方式。我对这三种文体没有厚薄之分，无论写什么我都很用心很投入。我因为写了散文、小说，在学者之外多了作家的头衔，在我个人看来，我只是一个写作者。
小说散文更偏感性，想象力重要；学术论著更偏理性，逻辑的力量重要。这些年，我保留了自己的感性和想象力。
羊城晚报：您日常的阅读和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王尧：日常的阅读，居多的是专业书籍，也翻闲书。在家是看纸质书，出差看电子书。我的阅读时间基本是在早上和下午，晚上基本在写作。现在年轻学生阅读很广，他们熟悉新知，我也经常让学生给我推荐新书和他们认为值得看的书。我大部分时间是做学术研究，写学术论著。我觉得自己的文字特别灵动时，就会去写小说。
羊城晚报：退休之后的写作计划是怎样的？
王尧：我现在还没有退休，但开始关注很多同事退休后的生活方式。对一个学者作家而言，如果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职和退休是一样的。如果退休了，没有那么多社会工作，也不用上课，自己应该有更自由的时间阅读和写作，专心做以前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我想再写几部小说，安静地写写字，我很喜欢书法。
羊城晚报：做一个学者，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做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可以二者兼具吗？
王尧：学者、作家有不同的素养，但在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方面应该是一致的。对文字的敬畏应该不分学者和作家。
现代以后，知识体系、研究范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权威和大师时代过去了，学问的定义和之前不一样了。学术理想、问题意识、理论方法和解释世界的能力对一个学者而言是重要的。思想、故事、形式、语言，这些文学的要素对作家是很大的考验，我还要强调，作家的写作应当与人文传统有着血肉联系。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二者兼具的例子，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钱锺书、陈梦家等都是，沈从文也是学者，巴金是翻译家。
3、现代学人也流淌着联大血脉
羊城晚报：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任重道远，不仅很多普通人生活中质木无文，即使是学者文人，在研究写作时也有不少字句不通的，您对此有何观感？
王尧：文章传统的断裂，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当代的学者文人是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的教育重工具理性，轻人文价值。很多人在大学读书时，选修的通识课程很少，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理工科学校或专业开设《大学语文》。即便是文学专业，也常常以研究的名义忽视语言能力和审美能力的培养。
我很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会议上和文章中都呼吁重视母语教育，重视人文通识课，重视审美教育。在学术上，我主张人文学者的论文应该有自己的修辞风格，人文学者应该把文章写好。
羊城晚报：对于高校中通行的论文写作，以论文发表数量作为主要考核指标，您有何看法？
王尧：论文是一种学术文体，重在有无学术，有无真问题。这些年来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评价体系，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但是，这个评价体系需要检讨和修正。单纯以论文数量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就出现了学术GDP现象，重数量，重刊物等级，无数论文很快泡沫化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学术本身，所以现在有关部门强调“破五唯”。我想，在改变这种评价体系的同时，学者要坚守学术理想，有敬畏学术之心就不会随意写论文。
羊城晚报：您理想中的高校、高校老师是怎样的？和西南联大时期的师生比较起来，现在的师生有什么优点，差距在哪里？
王尧：就像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样，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大学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物。历史有相通之处，但又不能简单类比。
西南联大当然是理想的大学之一，其中的很多人物留在了大陆，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几代学人也流淌着联大的血脉。他们的民族气节、世界眼光、学术理想、品德操守等都是我们的楷模。打一个比方，他们是“大先生”，我们是“小学生”，这就是差距。
羊城晚报：请给现在的高校老师和大学生推荐几本书。
王尧：这很困难，我特别怕开书单。我只能说，像大先生们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文字访谈|记者 周欣怡
视频文案|记者 梁善茵
图、视频拍摄|记者 宋金峪 曾育文 刘畅 周巍 梁喻 潘俊华 实习记者 杨江
视频剪辑、包装|记者 方可茵 麦宇恒 余梓涛
【2024花地文学榜】
2013年羊城晚报正式创设花地文学榜，一年一度对中国当代文坛创作进行梳理和总结，也为广大读者提供最具含金量的年度专业书单。
新的十年，我们再启新征程。11月6日-11日，2024花地文学榜系列活动在广州、深圳举办。文学与时代同行，让我们从花地出发，在湾区相遇，与世界汇流。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总执行：胡泉 陈桥生
统筹：邓琼 吴小攀
执行统筹：朱绍杰 孙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