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玉平
中国文化的地域特性很早就引起了古之学者的注意。《汉书·地理志》与应邵的《风俗通义》等，就把一地之山川形胜与一地文化的特征结合起来。刘勰《文心雕龙》追溯屈原何以能“洞监《风》《骚》之情”，也认为得之于“江山之助”。可见地域文化是古代学者一直关注的主题，岭南文化当然也可以放在这种中国文化源流中来考察。
在中国文化的多个板块中，岭南文化是区别于中原、江南等地方文化的独特存在。岭南文化在历史上是深受岭南地域影响而逐渐形成的本土文化类型，其最初的影响也主要集中在岭南一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特别是明代以前，岭南文化虽然也自足自洽，但毋庸讳言，在中国文化的版图中却相对边缘。唐代名臣杜佑依据《禹贡》对九州的论述，认为岭南的物产贡赋、名山大川均不见《禹贡》记载，从而把岭南排除在九州之外。此说虽然并不流行，但至少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罕见的说法，在少数人看来，“九州”之外的岭南在文化上的影响就更微乎其微了。
岭南的“岭”指南岭。由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五座山脉组成，大体分布在广西东部至广东东部和湖南、江西四省边界处。现在主要指广东、广西、海南以及香港、澳门，粤港澳大湾区则是岭南的核心区域。这意味着，广义的岭南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辐射的地域也相对收缩，广东逐渐成为岭南文化的主要地域。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南北差异逐渐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但在他们的观念中，往往以江南代替南方，而岭南不与焉。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鲁迅《北人与南人》，他们笔下的“南方”都不涉岭南。
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南北方的分际在哪里呢？刘师培说：“南声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神州的语言尚且“随境而区”，何况文化呢？刘师培观念中的南方文化是从淮河与汉水之间开始的。
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以长江流域特别是楚地的屈原为南方文学之代表。鲁迅的《北人与南人》，大致相当于京派与海派，江南也主要只取上海一地。由此可以看出，在王国维、刘师培与鲁迅等人的笔下，所谓南方大体到江南而止。被冷落的岭南，在强势的北方文化中，几乎找不到踪迹。
在季节感、风物感以及情感生成的方式上，北方文化与岭南文化堪称判然有异。如“悲秋”是中国文学的主题之一，宋玉说：“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堪称悲秋的代表。何以悲秋呢？在北方到秋季，万物开始凋零，天地肃穆，自然会引发生命的焦虑和惊恐之感。而在岭南，秋季是四季中最为舒适的季节，秋花如春花一般依旧灿烂、热烈，岭南人基本上不可能去悲秋，只是当秋叶在春天翻飞的时候，才宛然有一点北方之秋的感觉。刘禹锡《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之句，虽然依然是写的北方之秋，但移诸岭南，才是最有普适性的。所以中国文学中悲秋叹秋的主题，便是典型的北方强势文化与岭南弱势文化的区别所在。相对于北方，岭南人对季节的交替感相对要淡漠甚至迟钝得多。岭南与江南，虽然都在南方，但在古代文化的集体认同中，岭南僻居南方之南，自成一家，与江南、北方的交流因为地理的原因而困难重重，而江南与中原几乎一体，岭南与中原实际上处于长期隔膜的状态。
隔膜影响发展与融合，但也保持传统和特色。据考古发现，数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郁南磨刀山遗址就属于旧石器时代遗址，岭南文明的历史因此与中原等地一样十分古老，把岭南看作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岭南原生文化因为地理位置的限制，与北方文化的交流交融显得十分困难、十分缓慢，但也因此保存了比较原生形态的岭南文化。如《山海经》即有“番禺始作舟”之说，则岭南船舶制造业就是早期岭南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
南岭不仅是岭南与岭北在地理上的分界线，也是文化和历史的分界线。北方冷空气因为南岭而被强势阻止，南风暖湿气流也因此无法北上。客观上形成了岭南气候温润，生态多样的自然地貌与风物特征，与北方形成了比较大的差异。历史上的南岭，客观上阻碍了南北交通，但魏晋南北朝时，因北方战乱，许多北方特别是中原一带人为求生存，迁居岭南，形成了岭南的客家文化，以及带有原生意味的广府文化与潮汕文化。从另一意义上来说，岭南的多民族共存，多文化共生，也堪称民族融合的典范。
虽然古代岭南偏于一隅，在地理上遥隔强势和主流的中原文化。但南北交流、民族融合的大势终究不可抵挡。如果梳理岭南文化的发展，岭南对中原文化大体经历了受容、兼容、包容的阶段，并最终自成一家。从汉代开始，随着中原士人的陆续南下，北方文化开始浸润并影响到岭南文化的发展，如谢灵运与江总就是其中代表，只是交流之始，影响不大而已。真正影响到岭南文化应该主要是在唐宋时期，这一时期，一批优秀文人如韩愈、刘禹锡、苏轼、杨万里等被贬岭南，不仅形成了岭南独特的贬谪文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岭南文化，唐代张九龄与宋代余靖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声望，张九龄有相位之尊，而余靖则将传统颂体与契丹语词汇合一，别成一种新的诗歌景象。岭南文化对北方文化的受容渐成规模，同时结合本土文学，呈现出一定的兼容特色。换言之，唐宋时期的岭南文化，虽然大致呈现出北方文化与岭南文化双水并流的态势，但其实岭南文化的内质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明清两代在受容和兼容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包容的文化品格。屈大均《广东新语》认为广东文学“始燃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明代的岭南文化开始在中华文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开始引起了北方文化的关注，并在清代持续发挥影响。明清岭南特别是今广东地区文人结社十分活跃，从明初南园五子到此后的南园后五子、南园十二子，清代从岭南三大家、惠门四子、岭南四家等，这些社团活动频繁，作品成就明显提升，在全国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并且由结社而逐渐发展为地域性的文化、文学流派，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如南园五子之首孙蕡、南园后五子的欧大任、岭南前三家的黎遂球、岭南三大家之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以及明代丘濬、陈献章、湛若水、黄佐，清代廖燕、宋湘、张维屏、梁廷枏等，都是有全国影响的文人。可以说，明清两代的岭南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峰峦独具，影响广泛。
岭南文化真正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还是从近代开始。在中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加上近代海外文化从岭南的强势进入，使得岭南文化迅速完成蜕变并傲然崛起，开始以比较强势的面目而反哺北方文化，完成了新一轮的南北文化融合。其中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领风气之先，以过人的才胆识力推进了近代革命文化的发展。在岭南文化的内质上，不断锻造提升出强大的包容性、突出的思想性、强烈的忠义性、自觉的创造性和独创的雄直性等新的品质，有力地丰富并提升了中国文化的格局和境界。
岭南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海岸线漫长，海洋文化的特质成为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沿海岸线，岭南形成了独特的疍民群体，而在文化信仰上，也形成了不少与水相关的妈祖、龙母等信仰，这也是岭南原生文化的重要类型。当然，海洋文化的影响要更广泛，岭南文化中的冒险精神，勇于开拓，都可以看作是海洋文化的影响所致。岭南重视商业发展，广州十三行不仅是广州一地商业文化的代表，也是全国商业文化的一个典范，粤商与徽商、晋商共同构成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商帮”。明清时期，粤商的影响力几乎无处不在，在全国建立了很多粤商会馆，其商业观念和运作模式也影响到全国很多地区。岭南文化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的品格由此而最终成型，这是独属于岭南的“江山之助”。
新时代新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一个定位于世界级的湾区从此确立，岭南文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要在世界上形成自己的文化品牌。现在世界上主要有四大湾区，两个在美国：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一个在日本：东京湾区，一个就在岭南：粤港澳大湾区。这四大湾区入选2023年世界大学第三方指数的大学是135所，粤港澳大湾区以25所位居第三；在竞争力得分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以55.06分次于纽约湾区的100分，排名第二。这些数据看上去好像还可以，但换一个角度，全球前十二的高校无一来自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是现代文明的重要体现，这意味着我们湾区的高等教育在提升质量和影响方面，还是其途漫漫。但有危机感，才思改革与进取；有目标，才有明天和辉煌。
岭南文化，一种值得期待的正在健步走向世界级的文化。
（作者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