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晚，香港金牌编剧杜国威的新编粤剧《竹林爱传奇》登上广州大剧院的舞台，这是该剧在内地的首场演出。
《竹林爱传奇》取材自魏末晋初“竹林七贤”的事迹，讲述七贤后人向冲和嵇旦的爱情传奇。一对年轻爱侣在曲折经历中达成父辈遗愿，并成全自己的生命追求。故事情节丝丝入扣，高潮迭起。
演出结束后，杜国威上台鞠躬致谢，引得观众起身献出如雷掌声。
在不久前的分享会上，已年过古稀的杜国威思路清晰，语速极快，讲到兴起时手舞足蹈，颇似新剧里的武打小生，有绝世武功却游戏人生。
“现在做任何事只忠于自己，不计较所谓的成绩。多一个年轻人看粤剧，就多一份传承。”他坦率说道。
在专访中，杜国威告诉记者，他打小就和粤剧结下不解之缘，年纪小小的他就进入“丽的呼声”电视台，以童星播音员身份与洗剑丽、邓寄尘等名伶搭档演出。“我们那一代人，看大戏就如现在的小朋友听说唱一样稀松平常，进剧场后坐在母亲膝上就是一晚了。”
尽管早年已创作过《虎度门》《珍珠衫》《南海十三郎》等以粤剧为题材的舞台剧，但他一直想写出一部“真正”的粤剧，锣鼓、板腔、做手样样都有，终而写就竹林间的热血爱情故事。
1、“做大戏”很少有这么多男主角
羊城晚报：您的粤剧新作《竹林爱传奇》灵感源于何处？为何聚焦竹林七贤后人的故事？
杜国威：这部剧是我在2023年初构思的，和之前创作的粤剧《珍珠衫》不同，我希望这次可以聚焦古代人物，设计小生和花旦的角色，于是梳理了各朝代的故事。
其中最容易着手的应该是明清时期，可以引入汉代、唐代和宋代的诗词歌赋，但这些朝代中已有数不清的、家喻户晓的粤剧人物形象，比如书生、将军，对我来说缺少了挑战感。后来我发现，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故事虽广为人知，但从未出现在粤剧戏台上，我想试一试。
竹林七贤里有七个男性角色，“做大戏”很少有这么多的人物，而且全是男性。与其写魏晋时期的“美男天团”，倒不如考虑下他们之间有哪些趣事可以在剧中交代，可以发挥编剧的想象力，去构建一个全新的魏晋传奇故事。这也是我把创作背景延伸到竹林七贤后代身上，去写他们子女的境况、对爱情的追求的原因。
羊城晚报：听说《竹林爱传奇》是您为了蓝天佑、郑雅琪这对“金童玉女”量身定做的剧本？
杜国威：还真的是，这还得从一段缘开始说起。那天他们在元朗的一家商场里吃饭，刚好聊起我，雅琪说，要是我能为她写一部戏就好了。
我当时正在那家商场漫无目的地闲逛，又恰好从他们身后走过，被雅琪看到了。就像天意一样，他们拉着我坐下聊天，我也就有了为他们写一部剧的念头。
其实我们不是只有那“一面之缘”，之前就有过合作。在粤剧《珍珠衫》里，当时“阿蓝”（蓝天佑）年纪还很小，他扮相英俊、武打扎实，很有观众缘。雅琪之前演了很多唐涤生的戏，像《紫钗记》《帝女花》那些经典剧目她都能演好，是一个唱腔和声嗓俱佳的花旦。
天佑和雅琪他们这群粤剧新秀很认真、很用功，这种态度打动了我。我重新看过他们的作品，去了解他们现在的戏路，构思符合他们定位的角色。除了缘分，他们也为自己争取了机会。
2、多一个年轻人看粤剧，就多一份承传
羊城晚报：对您来说，本次新剧创作的难点体现在哪些方面？
杜国威：“竹林七贤”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很伟大的，人人都记得他们的诗词歌赋，同时也有道教的思想，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一直离不开“儒释道”文化的影响，培养了中国人光明正直的道德观。
但是把它们改编成戏曲，就要考虑戏剧冲击和戏剧元素，改编成既有历史又有爱恨分明的剧本是很困难的，需要很丰富的想象力。
如果你看了这部戏，问我哪一段是真的，哪一段是假的，事实上有可能真的是假的、假的是真的，这就是戏剧的趣味性。比如戏里的《广陵散》一段，假如再大胆一点，能不能整部戏都是嵇康和那个鬼魂的戏？因为靠你的想象力，这个不难，鬼魂没人知道是怎么样，而且我们都不相信有鬼，你怎么写都可以。
我觉得人物应该为了故事而服务，不要因为怕失败而不去尝试。我写剧本写了四十多年，可以说越写越不怕失败，因为我觉得人不会每样都这么成功。
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广受欢迎的时候，如果我怕口碑变差，就不会敢写《南海十三郎》。生命是一条很长的路，你不会永远在高峰，一定有低位，要思考的是如何面对。
羊城晚报：《竹林爱传奇》在广州大剧院的首演，吸引了很多没看过粤剧的年轻人进场，您认为这部粤剧得到年轻人青睐的原因是什么？
杜国威：《竹林爱传奇》在传承的同时又有创新。他们喜欢说“新编”“新派”，我自己不会讲这些概念，我们不是为了新而抛弃了旧，而是尽量做一个传承加创意的完美组合。
创新基于传统，粤剧无论怎么变化都有独特的魅力。锣鼓“咚咚锵”，唢呐“的禾的禾”，甚至演员还没出声，大家就知道在“做大戏”。拉腔的“问字攞腔”，粤语的声韵格律，换一种曲调或者方言就完全“变味”了。多一个人看粤剧，我们就多一份承传。
同时粤剧在不断地变化出新。比如曾小敏在《白蛇传·情》里用一段广东音乐来讲述白蛇、许仙的邂逅，她设计了此前没见过的身段、姿态，来展现见到情郎的羞涩和惊喜，而传统《白蛇传》只是用锣鼓、甩水袖来遮掩。再比如你有听过大戏唱duet（二重唱）吗？《竹林爱传奇》里就有。
现在不少年轻人觉得粤剧很冗长、很无聊，不是这样的，粤剧一点也不Out（过时）。我这辈子最怕被别人说我写的戏很闷。放心，不会闷的，我会在你想哭的时候让你笑，一两句台词你就会笑。
3、我慢慢开始写“不那么和善的人”
羊城晚报：很多戏迷在谈到您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情”字，您如何理解对于“情”的阐释？
杜国威：“情”很重要。我通过戏剧来讲人性，人性里很容易流露出感情。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的角色，他一定有很细腻的情感。
我年轻时不喜欢写“衰人”（粤语：坏人），我觉得不同的感情故事可以让观众感同身受、铭记于心。和电影一样，舞台剧的使命也是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我不喜欢批评别人，倾向于展现人性美好的一面。
直到这些年，我才慢慢开始写“不那么和善的人”，因为我想告诉大家，要从不同角度看待你身边的人，才会更了解他们。现在的我，不怕去更深入地探讨人性。有感情的人思想会变得复杂，从而产生许多矛盾，写剧本就是通过故事探讨这些矛盾。
时代在变化，我们的作品也在变化，坏人不是简单地贴上“杀父仇人”“渣男”的标签就能概括的。“坏到底”的角色往往让人觉得不合理、很幼稚。编剧需要用故事和观众产生共鸣，用真情实感写出来的故事才会有血有肉。
羊城晚报：会不会有“入戏太深”放不下的时候？
杜国威：很多人问过我，我写南海十三郎是不是在写自己？我每次都说，当然不是，我好容易为五斗米折腰的（笑）。如果每个剧的角色都像自己，那是“诅咒”，是写得不好。
我写的很多剧本都从小人物的角度出发，因为我习惯了从小到大都以感性、人性的角度去看待事物，而这一角度正是千古以来人类从未脱离过的。
在写《南海十三郎》之前，我没想过口语化的剧本也可以成为“文学经典”，观众通过舞台剧、电影等影像作品去看到剧本以外的世界，这是很高的文学境界。《南海十三郎》写出了过去某些时刻香港人怀才不遇的心声，十三郎就算是失败的时候，他仍然不怕失败、大胆尝试，这种精神鼓励着我们。
剧本不是光靠想出来的，想写好一个剧本要采访很多人、做很多考据。如果你没有亲身接触，就很难写出有深度、有血有肉的人物，甚至要将自己代入进去，感受他们的心情，转化为剧中的角色，让角色与角色之间交流。
我研究人，一辈子都不觉得闷。甚至我不用看人，我只要听声音就能大概猜到，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他的性格怎么样，最近开不开心、为了什么而开心。我觉得这是天赐予我的编剧能力，所以在写作的时候，我反而能体会到爱与被爱的感觉。
4、忠于自己是人生最大的原动力
羊城晚报：您曾介绍自己处于“半退休”状态，如今的创作节奏如何？除了写作，日常生活中还有哪些兴趣爱好？
杜国威：我写剧本写了四十多年，写过的电影剧本、舞台剧本林林总总过百部，有时觉得自己写不动了（笑）。现在我每天要睡12个小时才有精神，每写完一部剧本都要歇很长一段时间，等自己有兴趣再想第二部。
除了写作，我现在的兴趣就是画中国画。其实我十几岁时就学过水墨画，去年底出版了《杜国威水墨作品（第二册）》，其中收录了我近几年来画的十几幅画。我用了四年时间重拾画笔，专门租下一间酒店房间创作五尺乘以四尺的国画，部分作品曾经去到新加坡参展。
画画和写作是两个世界。我手画我心，我喜欢加什么元素都可以，笔画的高低、粗细、浓淡都由自己决定，没有电影、舞台、监制、导演和演员左右我的思维。
若果要比较，只能说现在的我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快乐，一杯茶、一个猪仔包就可以很enjoy（享受）。忠于自己，是我现今人生最大的原动力。
羊城晚报：如何再选择一次，您还会当编剧吗？
杜国威：我从6岁开始演播音剧，情感故事、大人讲的台词演多了，就知道何谓悲欢离合，见到很多人情世故，懂得写剧本。13岁那年，我因为变声告别娱乐圈，做回一个平凡学生，当时觉得生活很不如意，可以说躲在自己挖的山洞里。
那时我没有人生目标，也不喜欢读地理，整天在担心，教授的英文一句都听不懂。后来毕业做地理老师，我觉得如果连我自己都躲起来，怎样面对我的学生？当时可立中学校长的太太是我的中学老师，她知道我小时候做过播音，就请我搞课外活动，办“可立剧社”。
重遇戏剧后，我才重新找到快乐。那一幕历历在目，做完《昨天孩子》那场戏后，一群话剧发烧友走来和我握手，热泪盈眶，原来戏剧可以这样有感染力。我十三岁之后的情感压抑，像个气球一爆不可收拾。戏剧让我从自己的狭小世界里走出来看看别人，不要把自己的问题看得那么重要，不要觉得很渺小，也不要觉得自己很重要。
当时有三条路（播音人、教师、编剧）可以走，但我选择了编剧这条路，这就是我的命运。我不想从头再来，但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最开心，我现在就是最开心的。
羊城晚报：《南海十三郎》中那句“一个好的剧本，50年、100年后仍会有人欣赏”，激励了多少青年编剧！对于新入行的年轻人，您想对他们提出哪些建议？
杜国威：我经常跟年轻人说，我在38岁那年才“开窍”。这个起步点的好处是当时我的写作已经比较成熟，坏处是我没有试错的时间，不能从头再来，唯有像个“傻佬”那样不断地磨练，练到“百毒不侵”。
现在入行的年轻人，他们的动机更纯粹，以前一班“口水佬”坐在一起brainstorming（集思广益）就能谋生，可能根本没写出好的内容。现时的年轻编剧明知道“没钱赚”仍愿意为了热爱而入行，我很感动也很感激。希望他们能够打好基础，让自己更有能力和话语权，争取更大的创作空间。
文｜记者 梁善茵 黄宙辉 实习生 朱心怡
图｜广州大剧院 部分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