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古文献学家、古钱币学家、书法家王贵忱先生生前虽未曾在中山大学读书或任教，但与历代中大学者多有往来，并保存大量书函信件，记录了一批杰出学人之间的深挚交往。
在中大百年校庆将临之际，贵老之长孙王浩之特选其中部分信札，编为《康乐来鸿》一书，拟于年内付梓。蒙作者首肯，羊城晚报在此刊发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伟武为此书所作的序言，追忆文墨书香中的学人情志、岭南风度，以飨读者。
文|陈伟武
贵老哲嗣王大文先生偕其哲嗣浩之君，枉驾中山大学康乐园寒斋，坚邀我为《康乐来鸿》一书撰序，数辞不免，只好从命。此书由浩之编成，将交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小小源流，动成掌故”
王贵忱先生（1928—2022），号可居，平时我们尊称为“贵老”。
贵老是著名古文献学家、古钱币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文物鉴藏家和书法家，辽宁铁岭人，十七岁参加八路军，二十一岁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建国初期任粤东交通银行经理、汕头地区建设银行首任行长。1957年受批判，次年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曾先后担任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兼办公室负责人。
无论在逆境中还是在顺境中，贵老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矢志不移，长期从事古代文献、文物的收藏、整理和研究工作，著述等身，影响深广。
陈永正先生曾撰文提到：“我对王先生的第一印象是，他对老一辈学者那种尊敬以及他研究学问的执着。……多年来，我对他老人家，心里充满着敬佩。第一，是他的自学精神。几十年的坚持，自强不息，这是非常难得的。其次，对老辈很谦恭，对后辈也不耻下问。……王先生可以说是当代一个真正的传统文人。……他是钱币学家，是藏书家，学问固然很好，而其他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
贵老与学术界和艺术界的朋友交游甚广，交游的对象有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史家、文献学家、文物鉴藏家、书法家、篆刻家等等。由贵老嫡长孙浩之集编的《来鸿》收录了中大学人及中大校友致贵老书札凡170余通，作者依年齿为序，每位作者均有简介，同一作者有多件书札，大致按时间先后编录。先列书简原件及信封照片，再录释文。
书简时间跨度大体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初期，真可说是玉灿珠辉、琳琅满目，犹如大时代滔滔洪流中的一股浪花，在阳光下映照出斑斓耀眼的光彩。历史学家朱杰勤先生两次引用龚自珍的诗来称赞贵老的文章：“小小源流，动成掌故。”
我移用来称颂《来鸿》所录的前辈书简，似亦颇妥适。《来鸿》细目如次（作者并括注信札数量）：
容庚（11），吴三立（47），商承祚（33），周连宽（1），王起（4），潘汝瑶（2），黄文宽（5），陈芦荻（3），朱杰勤（5），饶宗颐（1）， 关履权（4），吴宏聪（3），马国权（33），蔡鸿生（5），黄天骥（1），叶显恩（2），黄启臣（2），姜伯勤（1），张荣芳（2），陈永正（3），林雅杰（1），刘斯奋（2）。
书信的作者和受书人都是学界名流和社会贤达之士，以中大人文学者居多，有一些作者后来虽不在中大工作，但早年或在中大执教，如吴三立、黄文宽、朱杰勤、饶宗颐、关履权、马国权等；或者曾经在中大求学，如陈芦荻、刘斯奋等，都与中大有夙缘。
其实，早年的中大也不在珠江南岸的康乐村，先是在今之文德路、文明路一带，抗战时期曾经播迁云南澄江和韶关坪石，抗战后回迁广州，择址五山。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大才迁到岭南大学所在的康乐村。书名《康乐来鸿》的“康乐”只是一个文化符号，只是一种象征，只是一种寄托，是贵老与中大学人浓情高谊的最好见证。
贵老曾在文章中称为“师”者，有容庚、于省吾、商承祚、周叔弢、潘景郑等先生。贵老并未行拜师礼，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师承关系，最多只可算是私淑弟子，而于诸位学术先达执弟子礼甚殷，感情笃密。
“爱岭南如爱铁岭”
《来鸿》所录容老第9函详细介绍栾书缶的形制、释文及来历，对栾书的史迹也有精要的陈述。
当年容老节衣缩食，花费一万五千大洋的巨资从倪玉书手上买到了栾书缶，这件器形制独特，精美绝伦，有40个错金铭文，容老颇引以为豪，在1944年6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访倪玉书，购得金字缶，价万五千元，在余可谓豪举，然此缶错金字四十，古今并未有，一旦得之，亦足傲一切矣。”一度还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晋缶庐”，请书法篆刻家陶北溟书写斋名（纸本原件现藏东莞美术馆）。
建国后容老把栾书缶捐赠给广州市博物馆，后来调拨到北京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容老为国藏宝护宝，栾书缶可说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区燕、黄锡全、刘彬徽、李学勤、林清源等先生对栾书缶的定名、形制、铭文、国别和时代先后展开深入研讨，目前大体认为此器是战国时代的楚国铜器。
《来鸿》所录蔡鸿生先生第1函说：
先生南下以来，数十年如一日，爱岭南如爱铁岭，为我省文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钱币之学，卓然成家，早已蜚声海内外。尤可贵者，甘于寂寞，坐定冷板凳，一心求真而不求名。似此学风，大可医俗，令人肃然起敬。
第2函说：
先生用序、跋的古典形式，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十分精粹。钱币、目录、版本之学，与弘扬中华文化大有关系，尊著已臻立言不朽之域，当此后时，自有公论。
第5函说：
兹有一事叩问：晚清广州有关洋银的刻本，如同治十三年的《新增银论》、光绪七年的《银论精详》，未知府上有无收藏？又，廖廷相的《广雅答问》，我也只知其名，未见其书。敬请先生略示信息。
从以上节录的几段话可知，蔡先生对贵老的治学风格和多方面学术成就推崇备至，也有就相关研究资料向贵老请益求助。
学界名流交游“私房话”
从这批书札可看到诸多学界名流的交游酬酢。
例如，语言学家吴三立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师从马衡、沈兼士、钱玄同，与钱氏关系尤其密切，书法则得到沈尹默先生指授；在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经学和文学上均有精湛造诣，后留校任教。1935年前后在中山大学讲授过“文字学”“甲骨铜器文字研究”等课程。
《来鸿》收入吴三立先生书简47通，内容十分丰富。吴先生信札论草书的学习和创作（第25函）、论古汉语复词偏义（第30函），都有真知灼见。
第36函讲述与其业师钱玄同、同门魏建功的关系，也是可贵的学术史资料。从信中可知，魏氏将乃师钱玄同书作慨然赠与吴先生。容老曾经临摹明代画家沈周（石田）名画《苕溪碧浪图》，请诗人、中山大学陈寂教授题跋，吴先生书第10函即录有陈寂先生题画的这首杂体诗。
吴先生兼擅文学研究及创作，书札中多录有自己的诗作。吴先生与贵老通信，视为知己，推心置腹，说了许多私房话，第23函甚至在信末叮嘱“阅后付丙”，若非贵老“不听话”，此信早已化作青烟，今天我们也就无从得知吴先生这些悄悄话了。
在特殊的岁月，行伍出身的贵老与学界艺苑的许多老先生成了忘年交。容老严谨，商老风趣，在给贵老的书札称谓上也显露无遗。容老刚开始与贵老通信，贵老属晚辈，容老客气，称为“贵忱先生”，后来熟了，称“贵忱兄”。
首次通问，估计贵老当是称呼容老为“希白师”，容老在此书第一函（落款只有“一日”，未著年月，信封印有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常宝剧照，邮票是1970年发行的解放军保卫珍宝岛雪地作战画面）写道：“贵忱先生：惠书备悉，尊称殊不敢当。”学术界对师徒关系的认定颇多讲究，不能随意认老师，也不能随意认学生，所以容老才会有此反应。
顺带一提，陈寅恪先生年长于容老，成名亦早于容老，却在两封信中称容老为“希白吾师先生”“希白先生吾师”，不知有何因缘，我曾请教多位师长皆不明所以，祈识者有以教我。
商老第12函记录自己题张大千画雁荡山之跋稿：
大千写雁荡，青绿纷华，笔势奔放横溢，堪称佳构。其纪游诸人，皆为余相知。一九六四年夏，以重金得于首都，籍是故也。贵忱王同志见而爱之，几不忍释手，其好过我，遂慨然以之相赠。数日后，携其所藏空首布四十七枚相报，殆《诗》所谓‘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者邪？不可以无纪。一九六五年秋九。商ΔΔ（编者注：原文如此）为补记如是。
由此足见商老、贵老交谊之深。
《来鸿》收入商老书简33通，数量仅次于吴三立先生。
第12函说：“……送于《衡斋识小录》我未检出，安文引用到此书有郢爰，而这书，似乎在文化大革命前您借过，摹下了郢爰文字，请查。”
商老对贵老的称谓多姿多彩，竟达十数种之多：“贵忱兄”“贵忱弟”“贵忱老弟”“贵忱同志”“贵忱”“贵枕博士”“贵枕兄”“贵枕”“枕兄”“快手三贵枕兄”“枕弟”“贵枕老弟”“枕馆长老爷阁下”“贵枕王老爷”“贵枕副馆长大人老爷”“贵枕馆长大老爷阁下”。若非关系亲密异常，断然不会这般称呼，由此也可见商老的谐趣。
商老是著名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平时对写错别字深恶痛绝，在信中却故意把“忱”字写成形音俱近的“枕”字。第21函说：“一向您以‘快手三’著称，可是现在慢了，何也？岂真‘老爷’乎哉！此言何所指，不须我说。”肯定是贵老替商老办事慢了，商老才如此嗔怪。
贵老早岁失学，长而投身行伍，自学成才，从未听说有博士学位。可能是因为他饱学多才，治学规模广阔，商老才戏称他为“贵枕博士”。
商老独创“敬候楚安”
庄则不亲，近则狎。笔者与贵老熟了之后，偶尔也敢同贵老开玩笑。贵老曾经慨叹命途多舛，在我们潮汕老家跌了一跤。我说：“潮汕人民也没亏待你，让你赚了一个好老婆。”
贵老夫人姓史名楚，广东潮阳人。许礼平先生曾说过：“贵老太太史楚，与贵老同庚，是我的乡里。史楚大姐在贵老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不离不弃，与丈夫共度时艰，坚强地支撑起整个家，以敢言称，让人佩服。”
商老曾创造了一个祝颂词“楚安”，第16函写于1980年4月28日，结尾“敬候楚安”，并在落款之后又补上一行作了简释：
楚安者，‘夏楚’之安也。一笑。”
大概是贵老没有领会商老的幽默而回信辨正，故商老在5月1日的第17函说：
你们贤夫妇的名姓，我早已载入花名册，哪里不晓得善于使楚的史大姐呢？前书如作‘史（使）用夏楚’则不至产生来书抗议矣。一笑。
第32函（1984年10月6日）又说：
贵忱老弟：您日夜的笔耕，大腹便便，走起来一摇三摆，更神气了。可贺！……史楚见了，不会使楚罢<吧>？一笑。
“夏楚”语见《礼记·学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郑玄注：“夏，槄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挞犯礼者。”“夏”和“楚”是用来惩戒学童的木棍和荆条。商老故意把“史楚”读为“使楚”，并不是晏子使楚的意思，而是用荆条施罚的意思。在商老笔下似为家暴的代名词。后来多次在信末称“楚安”，问候贵老，又似问候贵老夫人，语颇诙谐。
古道热肠，乐于助人
贵老古道热肠，乐于助人，从友朋书札可知多有托贵老代为查书借书、复印资料之事。如吴三立、商承祚、朱杰勤、王起、潘汝瑶、马国权、蔡鸿生等先生。甚至有请托为子女亲戚找工作的，有请托评职称写论文审阅意见的，还有请托买火车票的。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现代化建设方兴未艾，交通运输能力远不如今日发达，购买火车票有时也是一件难事。吴宏聪教授其时任中大中文系主任，还要为购票之事求助于贵老，吴先生第2函说：
……于省吾老与胡厚宣、管燮初、朱德熙、张颔等同志月初应邀赴港参加中文大学举办的国际古文字学讨论会，现陆续经穗返京。管、朱等同志已乘机离穗，于老、李学勤、赵诚等三位尚住在敝校外宾招待所（于老住二楼21号房）。我们已代购了本月十五日车票，但陪同于老来穗的吴振武同志车票迄无着落，素仰台端人缘好，办法多，特介绍吴振武同志前来拜访，拟请尽量设法代购十五日赴京（48次车）硬卧车票一张。不然，于老年事已高（八十七岁），车上无人照料，诸多不便也。有劳，谢谢。
落款时间是“八三年九月十四日”。
贵老与中大古文字研究所的三代学人都有密切联系。从《来鸿》所录的容老、商老、马国权先生、陈永正先生的书札就可见一斑。
贵老曾与商老、谭棣华先生合作编撰《先秦货币文编》，1983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编纂出版过程在《来鸿》所录商老书简中也有所反映。贵老还写了《栾书缶铭砚——广东名砚考之三》和《天福五年砚铭小识——广东名砚考之四》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容老珍藏的一方名砚和商老珍藏的一方名砚。
容老逝世一周年时，贵老还发表了《略谈容庚先生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一文以表缅怀之情。以上三篇文章后来都收入《可居丛稿》（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张桂光先生原是容、商二老的研究生，在古文字学和书法上都卓有成就，贵老曾为《张桂光自书诗文集》写了序言，题为《人正字正，人实功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3年）。
1979年11月30日至12月6日，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由中山大学主办，在广州举行。这是历届年会中到会老先生最多的一次，如容庚、于省吾、徐中舒、商承祚、顾铁符、孙常叙、胡厚宣、张政烺、启功、周祖谟、沈之瑜、饶宗颐……都与会。
贵老虽年过半百，还不算老先生，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其时贵老历经磨难之后刚摘帽，又黑又瘦，身穿一身整洁的旧军装，穿梭于众位莅会的老先生之间，斟茶寒暄，谦恭有礼，颇引人瞩目。容、商二老的多位研究生忙着会务工作，有人在打听贵老的身份，有人私下嘀咕：“也不知这位朋友的一身旧军装是从哪借来的？”
2002年8月，中大古文字研究所主办纪念商承祚先生百年诞辰暨中国古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贵老应邀出席会前纪念商老的小型座谈会。后来大会移师番禺莲花山，贵老因故未再参加。
会后，贵老约见林雅杰先生和我，无私提供南越陶文的拓片和相关研究资料，让我们合作编成《南越陶文录》一书，此书于2004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在编写过程中，贵老给我们作了许多可贵的指导。
硬笔墨书皆“心画”
贵老也是著名书法家，书学钱玄同先生的唐人写经体，融会百家，自成面目；举办过书法展，有《可居闲墨》《王贵忱书法集》行世。我曾经求过墨宝，贵老为我写了一副对联：“诗写梅花月，茶烹谷雨春。”
贵老的《可居题跋三集》一书由唐云先生题签，书编成时唐先生已作古，贵老在后记中说道：“展现书签如见故人，不胜人琴之感！”
我曾请大文先生求贵老为我的一本教材题签：《出土文献学概论》，此书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书签是贵老抱病书写的，如今贵老已仙逝了，睹物思人，真的愧对贵老在天之灵了。
我读博的导师是曾宪通先生。我曾陪同贵老探访曾师，贵老知曾师故乡即为潮州，特意选用一张潮州古城砖的拓片加上题跋，携赠。我也曾经随曾师陪同饶宗颐先生到位于文明路的贵老府上访问。最近曾师欣然为《来鸿》题端，也是对贵老的礼赞。
《来鸿》所录书信主体为硬笔书写，包括钢笔和圆珠笔，少量为毛笔墨书如吴三立、黄文宽、陈芦荻、饶宗颐、马国权、陈永正等先生的书简。
在特殊的背景下，硬笔书法好像更具现代精神，毛笔墨书似乎成了保守陈旧的象征，难怪许多著名书法家都弃毛笔不用而用钢笔或圆珠笔。不过，古人说：“文，心画也。”字为心声，无论硬笔还是墨书，这么多学者的手泽都是他们精神世界的反映，他们优美的书法足以让晚学后辈师法效仿，如商老的每一书简，都可当作硬笔书法的范本。
再如《来鸿》录入饶宗颐先生唯一的一通书札：
贵忱先生（左）又（右）：惠示拜悉。献岁发春，伏想清和康胜。属（嘱）书三纸，匆匆挥就，乞正为幸。宗颐再拜。
又如《来鸿》中陈永正先生第二通书札：
贵老尊鉴：蒙赐 大著《可居题跋》，奉诵数过，获益良多。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董理古籍为必急之务。 公于版本、泉货之学独步今时。 大著精深翔实，嘉惠士林匪浅，亦我辈所当奉为圭臬者也。耑此敬颂 著安。晚陈永正拜首。四月十七日。
饶札造语渊雅，翰飞墨舞，云烟满纸；陈札措辞典正，濡毫铺彩，古雅苍秀。如此作品，精妙无比，均可视为简书艺术的典范。因此，《来鸿》在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之外，又兼具书法艺术的价值。
贵老是一位有心人，从年轻的时候就与许多硕学耆宿过从甚密，在火红的年代并未对这些被视为“牛鬼蛇神”的老先生退避三舍，而是礼遇有加，书简往还，更未将收到的书札付诸一炬，而是将原件分人分类整理，一直庋藏保存下来。
曾经线装自印成册者，有《李可染先生书简》《周叔弢先生书简》《于省吾先生书简》《潘景郑先生书简》《李一氓先生书简》《刘逸生先生书简》《周一良先生书简》《汪宗衍先生书简》等，保存文献，功大矣哉。
浩之君继承优良家风，耗费心力，将中大学人及校友写给贵老的珍贵书札结集董理，拟予梓行，为中大百年校庆献礼，堪称善举，可钦可赞。
贵老曾经与中大古文字研究所的三代学人有交谊，我与王家祖孙三代也有交游，堪称善缘。浩之君以汉印风格为我刻了一方姓名章，我一直很喜欢。
2024年8月19日写毕
（本文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图片由王贵忱先生家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