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确认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近代以来，面对积贫积弱的祖国，许多仁人志士都在探索强国富民的现代化道路。然而，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明确指出的：“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国际移民是现代化动力机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促进一个国家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华侨华人亦不例外。纵观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从推翻帝制传播民主思想，引进技术投资兴办近代企业，创办现代教育，无处不见华侨华人的贡献。从孙中山先生关于“华侨乃革命之母”的名言，到毛泽东主席推崇侨领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无不彰显了中国历代革命领袖对于华侨华人独特作用的高度评价。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探索与实践中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纵观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进程，“侨力量”无疑发挥了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我和我的团队多年来追踪调研的福建著名侨乡晋江的发展为例。根据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统计数据，是年晋江GDP总值1.45亿元，人均154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年全国人均GDP约385元），是典型的农业贫困县。时至2022年，晋江GDP总值超过3200亿元，比1978年增长超过2200倍（同期全国增长约327倍）；晋江人均GDP达到15.48万元，两倍于同年全国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万元。改革开放以来晋江社会经济发展“始于侨，成于侨”，从“三闲起步”、“三来一补”、“三资上路”到“成片开发迈大步”，从支持家乡三资企业发展到“品牌立市”战略，从“晋江道路”、“晋江精神”、“晋江模式”到 “晋江经验”，独具特色的强大的“侨力量”使当代晋江现代化进程在起步阶段就实现了弯道超车。广大晋江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是家乡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推动者，见证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我们定义的“侨力量”主要指华侨华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正能量，由侨亲、侨汇、侨捐、侨资、侨智和侨谊等六大元素构成，而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制定的侨务政策与相关部门的执行力则是“侨力量”能否发挥独特作用的在地引领和重要保障。
“侨亲”是侨力量的基础，是海外华侨华人与故土亲人之间存在着的先赋性的血缘、地缘纽带，如此亲情与华侨华人个人是否富有、是否事业有成并无直接关系，但其亲情深厚与否则与华侨华人本人是否在家乡生活过，是否在家乡仍有近亲存在一定相关性。我们注意到华侨华人与家乡、祖籍国亲情的代际差异。新移民或曰第一代移民与家乡的关系相对密切，而华裔新生代则有所不同，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同时注意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对于华裔新生代的影响呈现正相关，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对于华裔新生代与祖籍国的关系影响显著。
“侨汇”是华侨华人汇寄给留居故土之家人的钱款。虽然汇回家乡的钱款数量有多有少，但大多数第一代移居海外的乡民一旦有所收入，都会向故乡汇寄钱款，赡养留居故乡的家人，这是华侨华人与故土家人之间基于血缘亲情的经济纽带。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对于侨汇走向同样具有明显影响。改革开放前直到初期，侨汇主要从海外流向侨乡地区，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势如破竹，我们看到“侨汇”流向的微妙变化。例如，我们在华侨农场的追踪调研显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华侨农场的场员大多十分“羡慕”能在海外“赚大钱”，但今天则是移居海外的场员“羡慕”留在农场的老归侨可以享受退休等福利待遇，由此也成为在海外传播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好故事”。
“侨捐”是华侨华人为家乡的捐赠。侨乡处处可见海外乡亲的捐赠，从道路、桥梁、校舍、医院到各类奖学、奖教、助贫、助老基金，不一而足。虽然能够一掷千金提供大笔捐赠者为数不多，但在侨乡四处可见的“功德碑”或“功德簿”上，不乏来自海外乡亲区区数十上百元的小额捐赠。海外乡亲无论贫富，为家乡公益事业尽一分力乃人之常情。在福建侨乡，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是：在侨乡，没有走过没有侨捐的道路，没有上过没有侨捐的学校，没有进过没有侨捐的医院！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高歌猛进，“侨捐”也显示出了捐赠理念的变革与创新，例如，更注重以造血取代简单的输血，注重理念更新，提升文化品位，助推共同富裕事业可持续发展，让共同富裕事业惠及方方面面，而且代代传承。例如，我们在调研中记录下的一个小事例：一个华裔青年组织在访问特教学校时，搜集了残疾儿童的“微心愿”，可能只是一本书、一件玩具，或一件康复器材，然后向海外发布，由海外华裔青年对接进行“微捐赠”，数量虽小，意义深远。
“侨资”是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投资。华侨华人当中能够进行投资者占比有限，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都可以看到侨商在祖籍国投资创业。例如，改革开放的历史文献显示，北京、上海、深圳、汕头等地领取001号外企营业执照的都是侨商投资的企业。正是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侨商率先冲破阻力建业中国，助推了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腾飞之旅，而他们自身也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获益良多。有数据显示，中国从1979到2016年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中，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投资的比重长期占据六成以上。
“侨智”是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直接的智力投入或间接的智力支持。一个十分突出的事例是，改革开放初期当中国极需高科技人才之时，美国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发起的CUSPEA项目（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历时十年，争取了近亿美元资助了近千位中国学子在欧美名校完成博士学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科技人才。进入21世纪以来，有越来越多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归国服务，构成中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福建省留学人员创业园管理中心的数据，从2008年至2020年，我省通过举办人才项目对接洽谈会和创业项目竞赛，共促成205名海外人才全职引进或落地创业，促成优秀创业人才携高新技术项目落地福建创领办企业。而且，在事关国家统一大业的重大问题上，也凝聚了海外华人的智慧贡献。例如，2005年中国正式颁布了《反分裂国家法》，启始动因也源自海外华人之首倡，2004年5月，英国华人单声提议国家制定法律，遏制“台独”。十个月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高票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
“侨谊”是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情谊。华侨华人尤其是数千万华裔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在不同政治、文化环境中与不同种族民众和睦相处，奉公守法，安居乐业，为当地国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自觉或不自觉地搭建居住国与祖籍国之间知华、友华的桥梁，虽然不一定立竿见影，但意义深远。近年来，我们接待了不少已经在海外生活几代甚至十几代的华裔返回故里忆旧寻根，想象的共同体成为融化在他们血液中的深情。我近期在一篇论文中专门探讨了当代中国移民“逐梦留根”的迁移模式，提出：“逐梦”驱动促使当代中国新移民更多地走向广阔多元的世界大舞台，他们在不同国家努力工作，将“中国制造”推向世界，为移入国经济民生发展做贡献，与此同步的“留根”定位则有利于他们保持与祖国的联系又以不同方式回馈家乡，直接或间接地改善家乡面貌。他们在没有国家直接支持的背景下，以个体、家庭、家族或小群体的力量跨国拼搏，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联通中外的桥梁。
在上述六个要素中，侨亲、侨智、侨谊是“侨力量”的内在基础，侨资、侨捐、侨汇是“侨力量”的外在表现。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党和政府制定的侨务政策，中国各级侨务部门兢兢业业的工作，是以上六个要素构成的“侨力量”能否发挥作用的在地引领和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正是我国各级党政部门卓有成效的侨务工作，才能引领并汇聚起独具中国特色的“侨力量”，并且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独具特色的重要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大气磅礴的壮丽篇章，也是“侨力量”发挥作用的宏伟舞台。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历程，凝聚了海外中华儿女的深情所向。如果说世界上有众多国家都在现代化进程中为其富强而探索道路的话，那么，它们所能依托的主客观条件各不相同。华侨华人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基因，通过自身的经历深切领悟到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息息相关，这是侨亲、侨智、侨谊赖以汇集成巨大力量的心理基础。华侨华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艰苦奋斗，事业有成，这是侨汇、侨资、侨捐之所以源源不绝的经济条件。在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光辉目标的引领下，在各级侨务工作者行之有效的帮助下，华人华侨将自己所向往的愿景和中华民族所奔赴的理想结合起来，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侨力量”因此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展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为全人类现代化进程提供新选择的同时，也为新时代“侨力量”提供了更宽广的参与机遇、开放红利和发展路径，“侨力量”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依然还会是融通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友好的民间桥梁，而且必将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发挥更大的独特作用。
（本文是暨南大学侨文化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在江门的演讲，李明欢教授是全国著名的华侨华人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