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下午，《大航海：“南海I号”与海上丝绸之路》在楠枫书院开讲，复旦大学魏峻教授担任主讲嘉宾。2005-2014年间，魏峻曾任“南海I号”考古项目领队，深度参与“南海I号”沉船的整体打捞和考古发掘工作，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起步和发展。
大航海时代来临前夕，两宋时期的海洋贸易盛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如今已有哪些考古发现实证，“南海I号”的前世今生有哪些精彩故事？
作为资深的水下考古专家，魏峻教授在讲座中娓娓道来：1987年，“南海I号”沉船在广东下川岛海域被发现，于2007年整体打捞出水。“南海I号”就像一枚“时间胶囊”，近18万件（套）的出土文物遗存实证了宋代海上丝绸贸易的辉煌。
经过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南海I号”沉船船体发掘工作已经结束，目前全面保护和研究的新阶段已经展开。
此次讲座中，魏峻教授还为读者朋友带来了他的新近作品——《“南海Ⅰ号”船说：从中国水下考古看海上丝绸之路》。该书以“南海Ⅰ号”一手研究资料和精美的图片，向读者生动展示了宋元时期我国跨海贸易全球顶尖“装备制造”，以一个微小切口呈现了大宋风华。
为了了解更多新书出版和“南海Ⅰ号”沉船考古背后的故事，羊城晚报记者对魏峻教授进行了专访——
发掘“南海Ⅰ号”背后的故事
羊城晚报：跟以往“南海I号”有关出版物相比，《“南海I号”船说：从中国水下考古看海上丝绸之路》这本书有什么创新的地方？
魏峻：虽然“南海I号”考古项目相关工作开始得非常早，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因为“南海I号”考古的这种周期性，考古资料刊布一直不算太多。
以前也有相关的图书出版，但内容更多呈现的是“南海I号”的阶段性考古发掘和解读，偏向学术化的风格。我的这本书出版时间比较晚，“南海I号”也完成了从整体打捞和船体的考古发掘，所以这本书是对“南海I号”更加全面的回顾。
羊城晚报：您从800多年前的一次祭祀活动写起，一开始就给人以很强的故事感和画面感。
魏峻：是的。这本书更多是从科普的角度出发，内容相对通俗易懂。它实际是以我2019年至2022年录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讲稿为基础的。在节目全部播出后，广东教育出版社邀请我，说能不能把稿子变成一个面向社会大众的科普读物，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南海I号”虽然名气很大，广东本地人基本人人都知道，我们考古界也都非常了解“南海I号”，但是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只看到一些零星报道。因此我欣然同意了出版社的邀约，并将这部分内容变成了一本书。
学术成果要与当下挂钩
羊城晚报：您之前一直都在做学术研究，这种写作语言风格的转变会是一个挑战吗？
魏峻：确实中间有一个接受挑战的过程。说实话，写学术文章写多了以后，我会更加注重专业术语的运用和科学的表达。转变的发生是在我到广东省博物馆工作后。博物馆工作让我很快意识到，当我从纯粹的、专业性的角度给观众讲考古时，他们的接受度往往非常差，有很多的基础知识你认为他应该知道，但是其实他并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开始有这样的意识，面向公众将考古应该讲得更通俗一些，这样才更有实际意义。
羊城晚报：到复旦大学工作后，您依然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专业教学工作。愿意接触科普相关工作是出于什么考虑？
魏峻：大家都知道，对专业的学术研究者来讲，撰写科普类型的出版物或文章其实不能算是我们的“业绩”。当然，我后来也在反思，除了专业的学术研究工作外，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些科普性的内容。
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学者应尽的社会责任。用科普的方式把你研究的那些高深的知识，让更多人掌握，这是一件有利于社会的事情。诚然，学者要以解决学术问题为主要任务。但学术成果要与当下挂钩，让更多人了解你的研究成果，这样它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学术研究不只是个人的事
羊城晚报：说回“南海I号”。您在北大读书期间研究的是新石器时代考古，毕业工作不久加入到“南海I号”水下考古项目中，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南海I号”对您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意味着什么？
魏峻：“南海I号”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就像你说的，原来我是做新石器时代考古，完全不了解水下考古。到了广东以后才知道，原来广东的海域下还有这么多沉船，水下考古方面有着非常大的潜力。但是这毕竟跟我原来做的东西不一样，不管是发掘方法还是研究对象，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没想到我后面能在中国水下考古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跟“南海I号”项目本身有密切关系，但是它至少给我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们现在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包括“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水下考古同样能为国家战略作出贡献。可见，学术研究不光是个人的事，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为社会、为国家做的一件事。
羊城晚报：从1987年发现“南海I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时间。我们对“南海I号”的认识处于什么阶段？
魏峻：原来我们在做“南海I号”整体打捞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成功之后我们的项目就告一段落了，但“南海I号”的整体打捞成功其实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面的发掘、保护、研究工作，都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现在我们虽然结束了船体的考古发掘工作，但还要投入很大的精力、很长的时间做保护工作。同时，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现在才刚刚开始，这部分资料的刊布基本没有展开，大部分考古发掘资料还没有发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是非常初步的，针对“南海I号”纯学术性的研究不算太多，所以未来可以做研究的空间非常大，它就像一个“学术宝库”。
从“南海Ⅰ号”到海上丝绸之路
羊城晚报：您对“南海I号”的研究有什么期待？
魏峻：一方面，我认为“南海I号”的研究不仅仅是针对陶瓷器、金银器等出土器物类别的专项研究，我们希望看到“南海I号”相关研究有机会成为像敦煌学、故宫学这样的一门学问，能不能成为“南海I号学”？
另一方面，它的研究应该是立体的。打个比方，我们看一个人，不仅要看他的手、脚、眼是什么样的，我们还要看到这个人的整体形象，以及看到他的社会关系网络。
类比到“南海I号”的研究，就是要通过“南海I号”去看古代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过程，“南海I号”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更进一步讲，是看中国跟世界之间的海洋贸易关系、模式的变化。不仅要把“南海I号”本身的研究做好，未来还要从“南海I号”这个点来拓展出去，变成一个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综合性研究。
羊城晚报：能否分享一下您在科普读物编写和个人学术研究两方面的计划？
魏峻：科普读物方面，我正在给中学生群体写一本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读物，现在已经完成一半了。学术研究方面，如果聚焦“南海I号”的话，它的考古材料刊布还不太充分，所以专业研究会再晚一点进行。
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范畴内，我目前还是对资料刊布相对较好的古代时期更感兴趣，比如两汉时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这个时期有关宝石和玻璃器的研究，我也正在进行。
文|记者 文艺 通讯员 黄智
图|广东教育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