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广东美术馆、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广东文学馆于一体的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即将建成开放，其中的广东文学馆内有七大常设展厅，“鲁迅家”展厅是最有特色的展厅之一。
日前，鲁迅先生长孙周令飞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首次披露“鲁迅家”展厅所珍藏的文物的来历，以及许多关于鲁迅及其后代、家人鲜为人知的故事——
【访谈】
“鲁迅家”：从概念到现实
羊城晚报：为什么您会参与广东文学馆里“鲁迅家”展览厅的设置？
周令飞：2012年鲁迅文化基金会成立，创办了“大师对话——鲁迅与世界文豪”国际交流活动，我先后到过法国、俄罗斯等很多国家的世界文豪家乡，看到这些文豪的故居都很有生活气息，很有家的味道。
我觉得祖父鲁迅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八十余年，但他一直如影随形，没有停止过跟后代的超紧密联系，这种情形很少见。由此，我萌生了要做“鲁迅家”展览的想法。特别是2011年家父去世以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这种想法就愈发强烈。
最初曾想把这个展览放在绍兴，谈了十多年因为没有场地一直谈不成。去年我到广东访问，有关方面和我说要建广东文学馆，探讨如何设立鲁迅、许广平相关文献的展示部分。我眼前一亮，觉得祖父鲁迅曾经在广州住过，祖母许广平又是广州人，把“鲁迅家”展览放在广东是一个好办法，随即一拍即合。
羊城晚报：为什么用“鲁迅家”来命名这个展厅？
周令飞：自2000年以后，父亲和我的思想有了一些质的变化。原来觉得，把鲁迅的一切捐给国家和人民，我们只是遥望就可以了。后来觉得这是不够的，我们肩上有传承的责任和使命。
2006年开始，我和父亲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包括《鲁迅是谁》《鲁迅姓什么》《让鲁迅回家》等，我们认为，纵使把所有物质的“鲁迅”都捐了，包括房子、手稿、收藏等等一切，但他的精神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家，他对我们的影响绵延不断。再说，我们也在为这个家不断地付出，由此，“鲁迅家”的概念渐渐清晰起来。
大约是在2007年的时候，我和我太太在北京小住了一阵子，帮我父亲整理他拍的近万张照片底片，其后帮他办了多场摄影展，引起关注；与此同时又整理了祖母许广平留下的全部文献和生活资料。父亲和我考虑把这些祖母遗物送回到她的故乡广州，当时和广州市档案馆初步谈过。
2010年我父亲突然重病住院，于2011年春去世，这件事情就搁下了。现在，以“鲁迅家”命名的展厅得以设立，我和我父亲的愿望也终于达成了。
羊城晚报：现在国内外关于鲁迅的纪念机构已不少，这个展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周令飞：讲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一定会提到鲁迅，那么如果用“鲁迅家（＋）”这样一个概念，可以有别于其他的鲁迅纪念馆，让它更生活化，更立体化，把人间鲁迅、立体鲁迅呈现出来。
羊城晚报：有什么难得一见的展品吗？
周令飞：展厅里有非常多祖母和父亲的遗物，其中两件尤为珍贵。
一件是1917年祖母从广州到天津读书时带的一个木箱，这个木箱后来跟着她到了北京，又带回广州。最后，她和鲁迅一起到上海定居，也是带着这个木箱去的。
另一件是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家里用过的小茶几，鲁迅去世后，这个茶几被他的三弟周建人借走，直到2009年被我父亲发现在周建人女婿家中。
羊城晚报：广州有不少与鲁迅有关的旧址，您对这些旧址有何观感和建议？
周令飞：广州有几处和鲁迅相关的地方，一是当年文明路的中山大学、白云楼，鲁迅曾经在那儿住过；还有其他一些他到过的地方，包括许广平的家族聚居地许地故居、家庙，等等。
我期望白云楼能整修如故对外开放；许广平故居虽然是市级文保单位，但现在的情况不太乐观，房子非常破旧，亟待修缮。
拉近与鲁迅的距离
羊城晚报：当下重新阅读鲁迅、认识鲁迅有何必要性？
周令飞：鲁迅走了88年，远离人们够久了。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鲁迅作为一位战士的身份被放大，甚至遮盖了他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特征，以至成为一种符号。
更让人感慨的是，有些喜欢鲁迅的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对鲁迅是陌生的。有人挑了一堆鲁迅作品中生涩的句子，说鲁迅只属于过去的时代。更有甚者哗众取宠，跳出来歪曲和贬损鲁迅。这几年则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碰瓷”鲁迅，戏说鲁迅……所以，重新认识、正确认识鲁迅，十分必要。
羊城晚报：为什么您会呼吁还原“真的鲁迅”？
周令飞：鲁迅去世后，当时的现实需要一个“斗士”给人们以鼓舞，这是20世纪的选择。如今进入和平、和谐的新时期，硝烟战场已经远离，一味强调战士的鲁迅未免偏颇。
他是个战士，但他更多的时候也是一个慈祥的、幽默的、有鲜活生命的人。新的时代是“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文化的鲁迅，去探究一位曾为战士的鲁迅的思想精神核心”的时候了。
羊城晚报：鲁迅家属所认知的“鲁迅精神”是什么？
周令飞：鲁迅的思想精神首先是“立人为本”。
鲁迅告诉我们立国首先要立人；他说，人要活得明白，活得聪明，活得有个性，有尊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他又说“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尊个性而张精神”。拥有了个体尊严和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也就拥有了“自信力”，拥有自信力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
第二是“独立思考”。如果说立人是鲁迅思想精神的灵魂的话，那么，独立思考则是他的脊椎和骨髓，它使“立人为本”这个灵魂获得了支撑。
第三是“拿来主义”。鲁迅是一个在文化上积极主张拿来的人，“拿来主义”是鲁迅创造的，这是一种主动积极的态度，他的立场完全是中国的，一切拿来的东西都是为了自强和壮大。
第四是“韧的坚守”。他每天工作从不懈怠，卓有成效。
羊城晚报：有人说鲁迅的文章难读，甚至传言中小学语文课本中鲁迅的文章被裁撤了，您怎么看？
周令飞：鲁迅的文章之所以难懂，我认为是因为鲁迅当时正处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的时期，文章里夹杂了一些文言文的用法和绍兴方言，所以现在的学生去读鲁迅的作品，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其实现在课本中的鲁迅作品并不少，从小学到高中有14篇之多。
还有，孩子们读鲁迅，不一定非要篇篇精读，让他们知道鲁迅，有了些印象，可以帮他们打下基础。每个人志向不同，以后走的路也不一样，并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大彻大悟。等他们有一定阅历后，再读鲁迅感觉或许就不一样了。
羊城晚报：您对鲁迅研究及传播有何建议？
周令飞：在总结、概括鲁迅的思想精神，教学鲁迅的文学作品时，要避免无限拔高和语焉不详。我认为，当下讲鲁迅，要用比较通俗的方式来讲。做传播普及，就不能把鲁迅搞得太复杂，搞得高高在上。
鲁迅的思想是好的、有前瞻性的，但如何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如何让鲁迅走进今天，大家得多想办法。鲁迅被弄得越高深，人们就越不敢碰；人们越不敢碰，就离人们越遥远。我们要用方法把与鲁迅的距离拉近，去感受他的温度。
【周令飞自述】
一、鲁迅家人眼中的鲁迅形象是怎样的？
鲁迅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伟人。在很多人印象中，他是个斗士，外貌严肃，板着脸，横眉怒对，他的文章如匕首、投枪，不好懂……
事实上，这样的鲁迅太“高大上”了。我们最近正在拍一系列讲述鲁迅怎样成为鲁迅的多集短纪录片。我不想用仰望的角度看鲁迅，那会让人们没办法效仿，没办法追随。
鲁迅去世前写了篇类似遗嘱的文章：“让他们怨恨去吧，我一个也不宽恕。”因为这句话有人说鲁迅嫉恶如仇，精神扭曲，临终时很孤独，等等，我不这样认为。从性格上来讲，他再怎么恨一个人，也不至于纠结成那样子。而且，他每天日子过得很充实，做的事也很扎实，一辈子做成了自己，应该满足才对。鲁迅去世前十一天，还跟那些年轻木刻家在一起，状态是快乐的。
所以，我认为鲁迅走的时候，一定是很欣慰地走的。央视记者采访时问我，如果我跟我的祖父能够跨时空见面，想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说我想问：“爷爷，您好吗？”因为大家揣测鲁迅走时很痛苦，很孤独。我不信，我想证实我的推断没错。
看那些经常跟鲁迅见面的人写的回忆文章，发现鲁迅有很多爱好，比如他喜欢美食，爱喝酒，看电影，他有设计天赋，懂得收藏和服饰搭配……鲁迅是非常博学、兴趣广泛的人。为此，我提出要还原一个3D的立体鲁迅。学术界有一个说法：不要把鲁迅庸俗化，甚至有人认为讲鸡毛蒜皮对伟人不合适，我则认为这是一种互补。
我问父亲，祖父是怎样一个人。父亲说，他年纪小不记得太多事，就记得鲁迅用报纸卷打他屁股，也不疼；他俩躺在阳台上看星星；还带他出去看电影。有一次他得哮喘病，鲁迅给他做吸入式喷雾治疗。父亲眼中的鲁迅很慈祥，也很调皮很可爱，像老顽童。
二、鲁迅后代在怎样的环境中生长？
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家曾住在中南海，当时祖母是政务院副秘书长，我们常到怀仁堂看表演。祖母做统战工作，常和民主人士外宾打交道，住中南海不方便，就买下了北海公园旁边的一个四合院，搬了过去。
记得我两三岁的时候，住在一楼祖母的房间，那是一个朝南的客厅加书房，祖母的卧室在东厢房，书房在西边，房中间窗下有一张办公桌，桌上有一个绿罩子的台灯，一部拨号电话，睡觉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天花板上的那盏吊灯……这是我和祖母一起生活的最早的记忆。在这个院子里，父亲扶着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父母对小时候的我基本自由放任。后来知道，祖父在父亲小时候也是不大管的，拆坏了东西也不骂他。那个年代我们上学没什么功课，很少做作业，放学以后就是玩，回想起来真的是快乐童年。祖母常出国访问，家里有非常多的外国画册、图书、照片和书；父亲很喜欢黑胶唱片，所以我读过很多书，也听过很多古典音乐，文艺兴趣从小培养起来。
有些事永远也忘不了。1960年的一天，我和父母外出路上遇到个货郎车，上面杂货琳琅满目，我要买个玩具，父母不给我买，我哭着赖着不走，他们头也不回走远了，我只好追到家里。
后来父亲跟我讲，小孩子不能硬要东西，大人不给你，就说明不合适，再哭也没用的。我的两个女儿出生以后，我也曾这样教育她们。另外，就是自小学会动手洗袜子，自己煎荷包蛋，冬天用凉水洗脸，起床以后要把被子叠好……人和动物一样，就需要这种引导，建立规矩，形成习惯，会影响一辈子。
印象深的还有祖母派她的汽车送我去医院看急诊，回来后她付钱给司机。还有我借了同学的书忘了还，同学打电话到家里来要，父亲让我专门跑一趟给他送去，他对我说：“你答应别人的事情要记得，别人答应你的事情要忘记。”这些对我人生的影响都是一辈子的。
父亲脾气很温和，待人很诚恳、谦虚、没架子，喜欢跟客人聊天。他是学理工的，一是一二是二，非常讲原则。他爱开玩笑，思路敏捷，喜欢动手，喜欢新鲜事物，对先进的技术特别敏感，他热爱艺术，喜欢音乐；他自我要求极高，不世故，爱惜羽毛，特别小心行事。
母亲跟我父亲都是北大毕业的，是那种很理性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像是商量过的，不是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都是统一口径再告诉我们怎么做。碰到家里的大事，父亲说了算。
我的大弟毕业于南京工业大学，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来下海经商；小弟从小身体不好，后来到日本读书，回北京后到NHK工作，一直到退休。小妹嫁给日本人，是专业摄影师。
三、鲁迅的后代有何“与众不同”？
我们家里挂着一张很大的鲁迅穿毛背心的照片，我知道那是祖父。而感到自己“与众不同”是在中学以后。我读的是北京景山学校，同班同学里有一些名人的后代，罗瑞卿、肖华、茅盾的子女，等等。
小学时候“两小无猜”，一切都很自然。1968年“文革”复课以后，课本里有了很多鲁迅的作品，“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之类的，同学们都觉得难懂。课堂上，老师讲这是我们班同学他爷爷的文章，全班同学一下炸了锅。下课回家的路上，有几个学生在我背后大叫“鲁迅孙子”，然后跑过来盯着我看，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之后便经常被指指点点。
我喜欢朋友，经常带着一帮同学到家里看小人书，在院子里骑车，打乒乓球，我喜欢跟大家分享。祖母从国外带回来的糖果、彩色铅笔和有香味的橡皮，我会分给同学。
1968年夏天，军代表到北京景山学校征兵，我没跟父母说就自己报了名。那个时候我比较瘦弱，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后，军代表说我吃不了苦的，让我别去。后来我和父母说了，他们没有反对。我觉得当兵特别帅，可以锻炼人，可以保家卫国。这些都是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等书上得来的印象。
我在东北当兵两年，刚去的时候大唱样板戏，还创作编排过说唱小节目在文艺汇演上得过奖。连队写黑板报，全交给我和另外一个战友。在连队里没有特殊待遇，该站岗去站岗，该出操去出操，种菜，插秧，养猪，做饭，什么都做过。
在部队的几年应该是我这一辈子里得到锻炼最多的。到后来搞摄影以后，接触的面更广，我到各个部队采访，后来提干。部队十年对我影响很大，教会我作为男人要坚强，要吃苦耐劳，不怕牺牲，要守纪律，要令行禁止，要担责任。
四、鲁迅长孙为何与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结缘？
我到日本读书这件事出于偶然。1978年的一天，我到母亲的一个学生家串门，他说他正准备去美国读书，问我为什么不去留学？他的话触动了我。那个时候，出国是一个浪潮。我也开始想出国留学了，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由于祖父曾留学日本，父亲认识几个日本朋友，那时日本的现代化程度很高，所以我的留学选择自然就是日本了。
1980年，我在日本东京的国际学友会日本语学校学了一年日文，1981、1982两年在日本富士电视台研修电视节目制作。因为父亲是中央广播电视局的干部，日本人把我算成跟广播有关系的人送我去学电视，那时我跟很多日本电视界的知名人士都见过面。
在东京日本语学校学习期间，我认识了我太太，她来自台湾。后来我为了和她结婚去了台湾，当时在两岸引起轰动。因为我到了台湾，鲁迅作品被解禁出版，一夜间鲁迅作品从地下转到地上，台湾两家出版社相继推出《鲁迅全集》，我也见到跟鲁迅有过交往的梁实秋、台静农等先生。
到台湾以后，我在岳父的公司里帮忙，他是做外贸和开大型服装店的，他们全家都在公司里工作，后来公司因为一场飞来横祸倒闭，全家人都失业了。
那时我的小女儿刚出生，我和太太没了工作，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我突然想起公司还有一台爆米花机，便把它搬回家，我和太太分工，用剩下的一些原材料做了爆米花去卖。
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我立即提出申请并迅速获得批准，于是带着太太和两个女儿回家和父母团聚。我是媒体人出身，两岸分隔四十年，首要工作是文化交流，因而我萌生了把中国大陆的表演艺术介绍到台湾去的想法。
那段时间我回归本业，多次往来两岸，到处走访收集资料，在台湾的报纸上开专栏写连载，介绍大陆表演艺术，获得文化界的好评。现在我担任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北京语言大学鲁迅与世界文化研究院院长，有很多工作要做。
五、谁是鲁迅文化基金会的接班人？
2011年4月6日，父亲已经处于弥留状态，我去看他，握住他的手，和他说鲁迅文化基金会批准成立了。他那时已经不能动了，他用手指点了点我的手心，意思是知道了。4月7日凌晨，他走了。经过三年的努力，基金会批下来了，他安息了。
成立基金会，我给自己定了目标：
第一，这是一个以鲁迅名字冠名的“文化基金会”，而不是“鲁迅文化”的基金会。我认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成就，绝对不仅仅局限在文学，他是一面文化大旗，他的方向，就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所以，鲁迅文化基金会应该是一个有高度、有广度的基金会。
第二，鲁迅文化基金会应该是一个传播普及鲁迅精神的机构，而不是只做看守鲁迅文化的工作。因此，我们把鲁迅文化基金会的宗旨定为“弘扬鲁迅精神，推动现代中国文化创新发展”。
基金会资金来源有三个：一是政府拨款，我们策划政府认可和需要的文化项目，获得财政支持；二是爱心企业赞助或个人赞助；三是资金的保值增值。基金会成立十年，本金是增长的，有了好几个品牌项目，如“大师对话”“鲁迅文化周”“水乡社戏”，等等，获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但文化本身比较抽象，还要公益性运作，比我原来的预想要难得多。
我今年71岁了，连年高强度工作，已经有心无力了。虽然还有很多想法，比如“高举鲁迅旗帜 培养文化英才”，比如“文学经典 立体阅读”，比如“公益文化项目的市场化运作”，等等，但这到了我的年龄极限，身体的极限，精力的极限，还有思考的极限……最大的顾虑就是怕把基金会搞砸了。
现在我正在鲁迅后代的第四代中找接班人，鲁迅的事业家人要接续，这是“家”的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