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肇基
一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读大学时，就从收音机里、报刊上知道了钱学森。他一直是我们景仰的英雄、学习的榜样。
意想不到的是，1988年11月下旬，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特殊信函，字迹陌生，信封左下角红字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再细看红字的下面，赫然写着“钱学森”三个字。
大名鼎鼎的钱老怎么会给我写信？我克制不住好奇，当下站在路边就开启了信封——
周肇基教授：
今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4期见到尊作《中国传统瓶花技艺》一文，深受启示和鼓舞！谨向您表示敬意！
我认为花鸟虫鱼事业是我国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所以写过两篇东西提到这件事，现奉上复制件，请审阅指教。
您在这方面的其他著作亦恳请示知，以便学习。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8.11.21
我激动地反复读着这封珍贵的来信，心潮起伏。我立即回信，并找出相关论文一起寄去。我将这封信的原件珍藏，又将复印件放在我的办公桌玻璃板下。
从此，我与钱老开始了长达21年的忘年之交。我总共收到钱老亲笔书信98封（件）、题字专著1部、论文6篇、贺年卡10余件，杂志、报刊、文章、剪报等150多篇（期）。
书信内容广泛，有的书写在洁白的道林纸上，也偶有用政协的便笺写的简短回复。他的书法字体清秀隽永、刚劲有力，文字工整无涂改。
一位身居要职、德高望重，耄耋之年的长者，竟会给一位素昧平生的后辈写来98封书信，若不是他老人家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无限热爱、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的高度关注以及对我的厚爱，这件事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而钱老的信并不是一般的寒暄和问候，内容重在学术交流。他十分关心国家大政方针，情系国家改革开放、长治久安，高度关注国计民生，赤子之心跃然纸上。我曾归纳了一下，他的来信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的内容：讲政治，谈改革，说教育。
二
钱老多次来信谈及农业，称“中国农业历史正在跨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新时代……这么大的变化也就要求我们‘换脑筋’”。他要求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要为此多出谋划策。当时虽已八十多岁高龄，钱老依然不断把报刊文章和专家的报告寄给我学习，启迪我的思路、拓宽我的视野，殷殷鞭策我们“换脑筋”，这种关怀后辈的情谊感人肺腑。
钱老还十分重视一个大问题：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他说：“从前我是教书的，我教书也得有巧招啊，我讲的要是学生不爱听，我就不算完成任务，我得想法使他们爱听……我从前也有办法，就是看学生表情，看他们发愣了，那大概没听懂，我得换一下，讲得更生动一点。”
这几句话，充分体现了他老人家对教师崇高使命的深入认识，更包含着他对教学现状的担忧，以及对教学改革的期望。
我有时在信中请他指导一些工作方法，他谦虚地说：“我没有什么高招，主要靠大家帮助：集体的力量，组织得好，是巨大的。”
钱老对我们的问题总是有问必答。遵照钱老的教导，我在和学生相处时，也注重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因此不仅和学生关系融洽，教学质量和研究工作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1992年3月14日，钱老来信又明确地指出：“教育事业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诚为一个大问题。不久前巴金老就提出：教育的第一个任务是教做人。此言很深刻！”
钱老又一次敏锐地觉察到教育问题不容忽视，他提醒我们说：“今天的大学，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我后来留意到，他曾多次向温总理提出建议：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钱老认为：“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
三
钱老对我所从事的花鸟虫鱼学的研究很有兴趣。他多次来信讲到这个问题：“我自己对花鸟虫鱼也没有什么实践……我只是认为花鸟虫鱼是一种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国家应该关注”“我们要建立科学的中国花鸟虫鱼事业，也要讲质量、品种和效益”……
为了推动这项事业，钱老还与我商量是否需要成立中国花鸟虫鱼协会。他反复强调“中国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应有社会主义的花鸟虫鱼事业”。
正是在钱老的激励鼓舞下，20多年来，我在岭南花卉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笔耕不止，也屡有所获。退休后我又被返聘继续为博士班讲授植物学史。在教学中我引用和宣讲钱老的这些精辟教导，理论、实践并重，教学效果优良。
钱老还对我们编撰《中国植物学史》和《中国农业通史》提出过指导意见。钱老来信特别嘱咐说：“要从中国古代在此领域中所用的思维方法中找出不同于现代科学方法的精华。而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贡献于世界的。”
他的所言总能切中要害，对于我们撰写好《中国植物学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我们完成了《中国植物生理学史》撰著，却遭遇出版经费无着落的困难，钱老也来信给我安慰。后来经过多方面努力，问题基本解决了，钱老又来信祝贺。
撰著完成后，领导还特意叮嘱我去恳请钱老题词。但钱老说：“我从来不搞题词之类事，这在中国科协已为大家认可，所以这次您的要求，我也满足不了，请你们原谅。”后来我才从别处了解到，钱老早就给自己立了规矩：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鉴定会。钱老不图虚名，务实求真的高尚品德，更加令我敬仰。
四
后来《植物生理学通讯》编辑部向钱老约稿，请他为《植物生理学与农业》专栏撰稿。钱老也来信与我讨论此事，他提出：“我们为什么不去开发一门技术性科学‘植物嫁接改造学’？它的作用绝不亚于基因工程学。”
为此他撰写了《钱学森先生谈植物生理学与农业的一封信》，还发表在该刊1993年第6期上。
我整理信件时发现，钱老有13封信涉及植物嫁接问题，他再三强调嫁接科学技术在农林园艺业的普及、广泛应用要取得明显的实效。在1994年7月3日的一封来信的结尾，他还特意加了一句“据此应强调树艺业而不是树艺学”。
钱老发表了那篇“与农业的一封信”后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北京农大、日本京都大学、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山东农大的教授均写信给钱老，赞誉他对植物生理学发展的远见。
钱老在与北京农大致力于嫁接生理研究的杨世杰教授进行学术交流后，还将致杨教授的信复制寄我，并在信中问我，是否关注从农业生产角度来观察嫁接的后果的相关规律。可见他关心的始终还是“人民是否从中受益”。
五
钱老在谦虚谨慎、严于律己、淡泊明志上亦堪称典范。
我记得第一次给钱老回信时，我寄上拙文并恳请他批评指正时，他很快复信，还说：“信及尊作4篇收到，我十分感谢。您自称学生，这我很不敢当；说实话，我对农业技术不在行，应是您的学生。”又说：“您是农史的专家教授，而我对农史一无所知，当然是您的学生。”
每次重读这些出人意料的话，我都不禁汗颜。在蜚声中外的科学巨匠、年高德劭、身居要职的钱老面前，我自然像是小学生。我很明白，能有缘与他老人家通信，蒙其教诲，是我的荣幸和福分，然而钱老却自称学生。
钱老功勋非凡，多年来一直是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重要人物，连年荣获国内外至高水平的表彰奖励。我去信表示祝贺，他总是说：“您在信上讲的，我实在不敢当！过去的事没有什么要多说的了，问题在于我今后怎么样了。”“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钱老70岁以后就不断向上级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各种领导职务。晚年由于脚疾，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他还写信给中科院周光召院长，主动辞去院士称号，但未获同意。
六
在频频的书信交往中，我也与钱老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
1994年国庆节后，我去北京开会，与钱老约定10月18日下午3时去钱老寓所会面。由于塞车，我到达航天工业部大门时，已经迟了一刻钟。警卫参谋出来迎我，开门时，慈祥和蔼的钱老已站在会客室门口。
钱老身穿蓝布中山装，内着灰毛衣，圆口黑布鞋，戴着普通的电子表。也许是北京晚秋多风，他头戴黑绒线小帽。他操着我熟悉的吴地乡音普通话，思路清晰地侃侃而谈。钱老问了我来京开会的情况、单位的发展变化。他希望我能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多出成果。
钱老的家没有豪华、考究的陈设，只有满屋的书香。我没想到一位功勋卓著的国家级领导人、享誉海内外的科学大家就住在这么普通的房子里。后来我才知道，钱老一家1960年就住进这里，半个世纪没有动过。组织上曾多次给他安排新居，他都婉言谢绝。钱老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
我后来曾查阅了多家报刊纪念钱老的文章，整理出一份《钱老名言录》印发给上植物学史课的师生共勉。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敬爱的钱老以光辉的一生圆满地实现了自己的承诺。而他与我长期的书信交往，难得的促膝谈心，更让我深深感悟到钱老平易近人、赤诚报国、高风亮节、无私奉献、言行一致的高贵品格。
钱老的情怀不只是鼓舞激励了我个人，也鼓舞激励着自然科学史、植物学史、农史界数以千百计的广大民众，对于稳定和壮大这支以往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学科队伍起了非同凡响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