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时节，在广州东山口的一栋居民住宅楼里，我们见到了91岁高龄的考古学家——杨式挺先生。
除了腿脚不太利索、走路需要借助拐杖，杨式挺先生身体并无大碍，精神饱满。他1958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在广东考古与文博事业持续耕耘近半个世纪，一直到2001年70岁退休。虽然已经离开田野考古一线多年，但只要一提到考古相关话题，他的声音立马变得洪亮起来。
2023年是广东石峡遗址发掘五十周年，“石峡文化”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为“为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钥匙”，对广东考古意义重大，杨式挺先生是该遗址的主要发掘参与者之一。
同时，杨式挺先生也是广东两个考古学文化名称“石峡文化”和“西樵山文化”的主要提出者。他曾参与增城金兰寺遗址、曲江石峡遗址、广州南越王墓、佛山河宕贝丘遗址等多个重要项目的考古发掘，参与编著《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简明广东史》《广东通史》《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佛山河宕遗址——1977年冬至1978年夏发掘报告》《曲江石峡遗址发掘报告》等重大项目。
杨式挺先生是20世纪广东考古事业的建设者，见证了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事业在广东的进步和发展。日前，杨式挺先生在寓所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北大名家任教 自愿选择考古
羊城晚报：在北大求学的那段时光您还记得吗？
杨式挺：我1953年考上北大历史系，1958年毕业，是5年的学制。
那时北大历史系主任是翦伯赞。教我们的老师都是一流的学者，比如讲旧石器考古学的裴文中、讲古文字学的唐兰、讲商周考古的郭宝钧，还有讲亚洲史的周一良、讲宋史的邓广铭……翦伯赞主任还邀请了埃及开罗大学费克里教授和亚历山大大学埃米尔教授给我们讲埃及古代史，现在回忆起来还非常有意思。
羊城晚报：后来分专业您为什么选择了考古学？
杨式挺：读到三年级选专业是按自愿原则来的。我们同一届跟我一样选考古学专业的共有17人，其他同学有的选中国古代史专业，甚至还有的选德语专业。之所以读考古学专业，我想这跟我的性格有关，同时又有一定的偶然性。我比较热爱祖国的大山大河，喜欢到处走走看看，所以就选择了考古学。
羊城晚报：念书期间到外地的田野考古实习经历想必印象很深？
杨式挺：是的。1956年，裴文中老师带我们去了内蒙古赤峰红山后遗址实习。1957年，宿白、邹衡和俞伟超老师又带我们去了河北邯郸实习。我记得裴文中老师带我们去内蒙古时，他脚穿一双长筒皮靴，还带着法国猎枪，因为他有留法经历，赤峰那个地方狼多，条件也很艰苦。
毕业落户广州 开启广东考古
羊城晚报：1958年毕业后，您就一直在广东工作？
杨式挺：我们是红旗下长大的孩子，北大免费供吃、住、学习，我们早已在心里种下感恩的种子，毕业后自然是服从分配。那时祖国的基本建设刚刚开始，随着城市基础建设的推进，到处都有新的考古发现。我们同届的17个人其实是远远不够分的。那我刚好被分配到广州。
羊城晚报：您对广州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杨式挺：我当时供职的单位叫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在越秀北路。当时广州的城市建设也刚刚起步，我们单位连吃饭的饭堂都没有，条件不好。
我是学考古的，领导就让我任单独成立的考古组的组长。1959年到1961年，我带着考古组7人到北京考古研究所进修，其间去洛阳、西安的多个考古工地参加田野考古实习。后来因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63年我们又被合并到了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羊城晚报：当时的广东考古工作是一种怎样的局面？
杨式挺：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这一支队伍要应对全省的考古发现。受限于人力和时代背景，当时文物工作队做得更多的是文物普查，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并不多。
羊城晚报：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杨式挺：我认为划分地层的考古发掘才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大致是从20世纪70年代韶关石峡遗址和佛山河宕贝丘遗址开始的，这两个遗址我都深度参与。
幸得名家指点 发掘石峡遗址
羊城晚报：2023年刚好是石峡遗址发掘50周年，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杨式挺：1973年到1978年，我参与到石峡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当时我们只有四五个人，再加上一些地方民工。工地给我们每人发一张帆布床、一张垫子和一床被子。有些困难是说不尽的，韶关的夏天温度最高有三十七八摄氏度，冬天则冷到下雪。一到晚上，就能听见马坝车站火车经过的呜呜声，还有老鹰和狼的叫声，很凄惨的。但是工地上一发现新东西就高兴，所谓有苦有乐。
羊城晚报：在石峡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朱非素先生是您的搭档？
杨式挺：朱非素作为一个女同志，她是很拼命的，石峡遗址的发掘由我俩共同负责，有事儿我俩一起商量着来。我们都毕业于北大，她的工作能力真是没得说，工作起来风风火火。
1978年以后断断续续的十多年，我和她分工合作进行资料整理和考古发掘报告编写，她负责墓葬部分，我负责遗址部分。《石峡遗址——1973-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的最终出版是在2014年。
羊城晚报：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也去到石峡遗址，其间你们有什么交往？
杨式挺：我记得苏老师来韶关是1975年11月底，刚下过雪。我陪他在石峡遗址整理了两三个月。随后又陪他到曲江龙归葡杓岭、月岭和始兴县玲珑岩考察，以及到省博物馆库房看文物。一直到1976年4月他才返回北京。
苏老师的学生遍天下，大家都愿意向他汇报，他也愿意指导。我也经常写信向他请教，去年出版的《苏秉琦往来书信集》就收录了我和苏秉琦老师1961年至1995年期间往来的近40多封书信。
羊城晚报：除了考古发现本身的重要性，石峡遗址对于广东考古来说还意味着什么？
杨式挺：在石峡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还举办了三期考古人员培训班（业内称为“石峡班”），共有一百多人参加。他们来自全省各地市的文博系统，“石峡班”为广东培养了文博考古人才，可以说是广东考古事业的“摇篮”。
敬加勤出业绩 编名家书信集
羊城晚报：田野考古工作贯穿了您的一生。
杨式挺：学一行就要爱一行，并做出这一行的成绩，我们这一辈人的敬业思想是比较牢固的。既然选择了考古，就要爱护这个事业，然后付出辛勤劳动，做出业绩。
羊城晚报：您有什么话想对今天从事考古工作的年轻人说？
杨式挺：谈不上指导和勉励。我只是觉得一个事业的发展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现在国家非常重视考古事业，年轻人拥有的条件比我们那时要好得多啊。
羊城晚报：现在手头还有什么事情在做？
杨式挺：也是受《苏秉琦往来书信集》的启发，我想整理出版一本我个人的书信往来集，在家人的帮助下目前正在着手。除了跟苏秉琦先生的书信往来，长期以来我跟许多业界学者都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和联系，比如宿白、夏鼐、安志敏、郑德坤、饶宗颐、陈祥耀等。
我的资料保存工作做得还算比较好，目前初步统计了一下，从1961年到现在，我和他们的书信往来有两三百封。现在我写书也写不了了，脚走不动了，但脑子还算可以。整理出版个人书信集就是我的一件最有意义和最重要的工作了。
文|记者 文艺
图、视频|记者 贺全胜（受访者提供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