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从《上海文学》编辑部出来，走出上海市作协大门就到旁边的作家书店，与等在那里的小妹丹丹碰头，约好一起去常德公寓楼下的张爱玲咖啡馆。
常德公寓在靠近南京西路的静安寺，出国前上班的单位离那里不远，午休时间常会去静安寺的商店逛逛，路过常德公寓也没多回一下头。如今隔了二十多年，从大洋彼岸回来竟然像幼稚的文青要专门跑来打卡。
阔别上海多年，尤其还隔了一场旷世疫情，似乎一切都生疏了。我原本就是个路痴，永远搞不清东南西北，只晓得左转或右转，上班乘公交也会坐错站，所以每月工资就割掉一大块给了差头（沪语：出租车）。
想到张爱玲曾画过一张淮海路地图，忘记了是写小说用的还是给谁指路的，反正那张地图上的店家位置方向都画反了。想到天才作家也在方向里迷糊，我也就自谅出门就晕的低能了。
再说上海的马路总有看头，只要不赶时间，随便走走也是趣味。何况两个女人一起边走边聊，转眼就到了常德公寓门口。
11月中旬上海的午后，晴日的阳光也是打了折扣的，不像温哥华，太阳一睁眼，出门就得戴上墨镜，上海则仿若罩了一层磨砂玻璃。
我仰头朝常德公寓六楼不确定的窗口望去，恍然看见78年前上海萎靡的夕阳里，张爱玲站在六楼的阳台，看远处高楼周边一大块胭脂红，竟是元宵的月亮，遂想到她自己身处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
这是1945年4月《天地月刊》第19期刊登的张爱玲散文《我看苏青》里面的一段话，张爱玲所谓的上海的“边疆”说的是外滩。那时她的阳台是望得见外滩的，不像现在高楼林立，早就遮挡住了“边疆”。
站在常德公寓门口仰望那主人早已不在的六楼阳台，看来来往往的行人，一阵晕眩袭来，脑海里瞬息闪回22年前卖掉上海的住房、在派出所看着民警在我的户口簿上狠狠地敲一个“注销”印章，然后连同身份证一道被收走的镜头。
如今短暂回到在异邦心心念念的城，不过是个匆匆访客。眼前蓦然叠印出张爱玲黯然离开上海的情形……
那个情形，网上流传着真真假假的段子，靠谱的记载应该是柯灵的《遥寄张爱玲》中的那段：“一九五零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大陆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
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上海，旗袍的命尚未被革掉，我看到我母亲那时的黑白旧照，就有穿着旗袍的。不过那样正式的场合，敏感自傲的张爱玲如何能不敏感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两年后，张先是到了香港，再到美国。
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生在中国最时髦的都市，还有个时髦的母亲做样板，喜欢出风头太正常了，何况还喜欢写写画画。喜欢写东西的女人，不管长成什么样子，也不管脾性多么孤僻内向，骨子里也是好出风头的。
张爱玲在《私语》里写道：“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可见张爱玲的“风头”里还有很强的女性独立自主的思想。
但是，张爱玲不是那种容易被外界思想主张诱惑的，她的思想更多来自经验的直觉，可以说她的女权意识，是被她的没落贵族的封建家庭直接逼出来的。与其说她爱出风头，莫如说是好强的个性使然。一旦个性被压抑，要妥协成共性，她宁愿沉默或躲开。
布罗斯基曾说，文学的功绩在于确立人的个性。
我总是不大相信生活里一个跟风随大流的人，能写出个性强烈的文学。而我相信，人这种社会化的动物，只有文学艺术才能使之成为一个个体。文学艺术的创造者，便是在他们的创作中保持个体的独立性，读者观众则是在阅读、观赏或聆听中，暂且享受片刻的个体存在。
对于离开上海，我一直相信张爱玲的内心是极不情愿的。记得她在《诗与胡说》一文里说道，她姑姑称赞加拿大如何天蓝草碧，如可选择，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
而张爱玲觉得自己断然不可能像姑姑那样爱上异乡，她说“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就想回家了。”说到这里，读者肯定会想到她晚年客死异乡的孤独。但那孤独也是她主动的选择。
八九十年代，台湾和大陆均掀起“张爱玲热”，她想回来的话，至少上海是很可能出现欢迎她的盛况的。80年代初，北大学者乐黛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曾辗转托人邀请张爱玲到北大做一次私人访问，但张爱玲谢绝了。
按照世俗的眼光，在当时大陆“张爱玲热”期间不回来，实在缺乏识时务者的聪明，而在精神与人格的层面，她的不识时务令她完成了作为张爱玲的张爱玲。
舍不得中国的张爱玲，终究没再回家。她把阳台和旗袍留在上海，留给后世的读者想象。
文｜宇秀 [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