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花地文学榜盛典特刊④
12月3日，2023花地文学榜盛典在深圳举行。黄灿然《黄灿然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8月）获评年度诗歌，特发表其致敬辞、感言、专访——
【致敬辞】
沉着，细腻，超然。黄灿然在凡庸生活实践中，探索一种安静而闪光的诗学。他以一流翻译家的身份，追踪诗界最新动态，却在自己的诗歌写作里收敛先锋的翅膀，用平白的手法描摹日常，发掘义理。他的诗歌不避俚俗，大道至简，深得语言精妙。
黄灿然一直在练习一种带着温度的、词语的通灵——在快节奏的都市里，他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好整以暇地分泌出一层智慧的筛网，过滤去红尘的臃肿与倦怠后，抽炼出一丝生命中罕见的神秘之光。
【感 言】
深感人的才能非常有限
黄灿然
人是观念的产物，但诗不是。人从小就被灌输观念，而诗歌是用灵感浇灌而成的。我认为灵感是一种瞬间的、神妙的、出乎意料的东西，这种灵感让人好不容易摆脱了观念的约束和控制。
在创作《奇迹集》时，我已经写了21年的诗，第一次感到一种持续长时间的、“如有神助”的状态。当多年病体康复，走在香港的街头，我看到街道边的商店、招牌、高楼大厦都觉得是有生命的。在写东西的时候，我甚至难以相信自己能写出这样的诗，但汹涌而来的灵感，让我的笔不间断地流出这些句子。
我觉得这种“如有神助”的时刻并不是一种荣耀，我恰恰想说人的才能是非常有限的。中外古今的伟大诗人，他们的才能同样是有限的，但他们在高度专注的情况下创作出不可思议的真正的好作品。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楠）
【访 谈】
1、“我就是个南方诗人”
羊城晚报：在《黄灿然的诗》中，把不同年代的诗歌命名为《冥想集》《灵魂集》《奇迹集》《发现集》《洞背集》，有何含义？
黄灿然：我在三年的时间里写的诗以《奇迹集》为名出版，跟一般意义上的诗集不一样，它还是一本书，风格、主题比较统一，我希望以后每隔三到五年就出一本诗集，这样会比较有系统。
因此，我把接下来创作的诗歌集合成《发现集》，它的命名与诗歌题材、形式的实验性有关；《冥想集》源于我的一首诗《游泳池畔的冥想》，《我的灵魂》修订改为《灵魂集》；后来我移居深圳的洞背村，就简单把那一时期的创作命名为《洞背集》。
而这本《黄灿然的诗》则是从这些诗集里选出来的，把以前的诗歌创作按年份归类收录。从2019年到2021年写的诗集《苟活集》则没有收入其中。
羊城晚报：书中有很多颇生活化的诗，比如《蟑螂》《不上班多好》《苍蝇》《不要抹死一只蚂蚁》，很有南方气息。您似乎喜欢观察这些在很多人常见而忽略的事物？什么都可以入诗？
黄灿然：我的诗几乎都是在南方写的，主要在香港、广东，有一小部分是在福建泉州写的。我就是个南方诗人，六本诗集中，四本是在香港岛上写的，两本是在深圳的洞背村写的。
我不仅对地方性感兴趣，也会在诗歌中呈现我所生活的小地点。例如《发现集》的最后一部分有50首诗，它们的总题是《鰂鱼涌》，鰂鱼涌是我在香港生活、工作的地方。写《洞背集》的时候，我两次回香港将军澳照顾生病的母亲，所以里面有一部分就叫作《将军澳》，而且和医院有关。
写小动物和花花草草，甚至写蟑螂其实也不是大不了的事。古典诗有花鸟山水诗的传统，被称为宋诗开山鼻祖的梅尧臣就无所不写，写苍蝇，乌鸦吃虫子，等等。所以，现代诗人写这种很零碎的、微不足道的东西也不足为怪。
羊城晚报：在琐屑生活中提炼出诗意、意象的关键是什么？从技术上来看，有何技巧？
黄灿然：关键是诗人能够让精神处于警醒的状态，这时所见的事物、意象就会变得生动起来，变得有生命，简单地说是“有感而发”，即产生一种交会、相互碰撞的感觉。谈不上什么技巧。技巧是平时在观察、阅读、翻译过程中积累的，并不是在写诗的时候刻意搬弄。真正写作的时候，就不会想着技巧了。
羊城晚报：有的诗用俗语、粤语，例如《咁辛苦》，长时间生活在香港，这种生活经验和地方气息自然而然地融入诗歌中，这是有意为之？想要达到一种怎样的效果？
黄灿然：方言的应用其实要很小心，因为方言是一种比较初级的语言，往往没有经过提炼。如果全用方言写作，语言可能会显得没有诗意。但总会有特殊的人能够写得特别好。
我偶尔使用方言，这时它必须得有一种可信度。比如“咁辛苦”并不普遍使用，但哪怕完全不懂粤语的人，也不难猜到“咁辛苦”的意思。因此这种可信度是一种说服力，“咁辛苦”如果换成“这么辛苦”，就失去了我所需要的效果。
我有另外一首诗叫《厚德村的红花》。坐在轮椅上的妈妈说这些花很漂亮，漂亮得像假的。我在许鞍华的纪录片《诗》中朗读的时候，读到诗的结尾，就把它转成闽南话了。但我在写诗的时候并不是用闽南话。为什么？因为闽南话没有官话，但粤语有官话，“很漂亮”用闽南话读就是“很水”，如果用闽南话写没有什么可信性，但用闽南话读就有一种效果。这是很微妙的分寸。
2、45岁以后写诗感觉“如有神助”
羊城晚报：您为什么从香港移居深圳？这两个地方带来哪些不同的经验？
黄灿然：离开香港搬到深圳，是有点因缘巧合。朋友在深圳洞背村租了房子，我就去那边看看。然后，辞职不干了，也搬到洞背村。
比较重要的因素有几个，第一、香港的房租特别贵。我书多，需要更多空间。在香港开销也大，收入不怎么够用。洞背村当时的房租很便宜，能住得很宽敞。
第二、我长期日夜颠倒，工作是夜班。离开香港之前的那两年，一直梦想有一份不用上夜班的工作。我当时跟女儿一块住，她说她要离开香港回内地，我就想，那我还留在香港干嘛？
羊城晚报：这对您的诗歌创作有什么影响？
黄灿然：搬到深圳，对写诗和翻译影响都蛮大。翻译的成本很高，我有了更加舒适、宽敞、安静的环境，满屋子的外文书、工具书。而写诗的改变也立刻产生，外部环境的转变带给我新的题材、新的精神维度。《奇迹集》都是写城市的，来洞背村之后，观察事物的视角倒没有什么变化，但书写的景物和意象变成了农村。
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当时我彻底从疾病的阴影里走出来，恢复健康。我对世界感到惊奇，城市中那些看上去无感情的建筑、招牌，在我眼中都像是有生命的。街头的一张张脸会引起我无穷的联想。在洞背村，我仿佛回到童年，对外部环境感到新奇。
羊城晚报：您现在还在写诗，年届六十写诗，和30岁、40岁、50岁写诗，感觉有何不同？
黄灿然：人会逐渐成熟，诗也会。45岁之前，个人的努力成分更多；但写《奇迹集》，以及最近的创作，我都感到“如有神助”。
羊城晚报：您很喜欢巴赫，古典音乐给您的诗歌创作、生活带来了什么？
黄灿然：巴赫是我的古典音乐入门，其实对我影响更大的是后期的贝多芬以及马勒。写《奇迹集》的时候，我整天听马勒，经常听了几个小时就写诗了。所以我把《奇迹集》献给马勒。
但马勒的音乐对我真正产生的影响是在《发现集》中，里面的诗歌会有一些很长的句子。马勒的交响乐有慢板，我特别喜欢。我渐渐对诗歌普通的音乐感和节奏不太满意，所以就用长句来满足我对音乐感的要求，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归功于马勒的音乐。
有一种说法，认为古典音乐带给个人的精神营养比书本要好。
羊城晚报：20年前您曾说“诗人是一家之主、翻译是家庭支柱”，写诗、翻译、评论，您如此排序。20年过去了，这三者对您而言的“优先级”有发生变化吗？
黄灿然：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来到洞背村之后，我就以翻译为生了，这是我工作中很重要的部分。诗歌不能量化，也不能计划，所以诗歌还是一家之主，也是精神支柱。
诗歌翻译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取决于我写诗的水平。随着我对诗歌理解能力的提升，我的翻译质量也会受到影响。翻译也会给我提供营养，让我得到休息。
从《奇迹集》开始，我逐渐减少写评论，现在我基本上不写评论了。写评论要有能够抽象的头脑，要知识广博，深入思考。这对写诗也有帮助。但写评论也需要专注力，写得多了也会影响诗歌创作的数量。
羊城晚报：您曾从事新闻业，新闻有新闻的真实，诗歌有诗歌的真实，这种从业经验对文学创作、评论、翻译有哺育作用或者冲突之处吗？
黄灿然：我从事的新闻工作是翻译，不用写报道，这为我的文学翻译提供大量阅读和练笔的机会，打下基础。因此新闻的真实性对我来说关系不大。
羊城晚报：真实在消失，诗歌能留住真实？
黄灿然：“真实在消失”，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办法判断。但是，“诗留下真实”，这是肯定的；进一步说，诗还能留下真理，因为诗主要处理个人感受。个人感受都是比较独特的，它不会受历史、社会潮流等各种各样的东西影响。
诗歌不同于其他文字、文学媒介，它发生作用是很慢的。诗人都要做好没有读者的准备。其他文学体裁，更不要说电影、电视剧，都要有及时的反应。诗是可以避开这些的。
羊城晚报：回看自己的诗歌之路，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黄灿然：诗歌的精神是神秘的，它能够让我保持单纯，把别的东西看得比较淡，不需要比较得失。尽管诗本身非常复杂，诗人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复杂地看待生活。但是，诗人本身的生活却很简单。
羊城晚报：下辈子还做诗人吗？
黄灿然：如果有下辈子，当然还做诗人。
3、保持纯粹和独立性是成为诗人的关键
羊城晚报：您翻译过布莱希特、桑塔格、策兰、聂鲁达等人的作品，翻译对您的诗歌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黄灿然：我翻译一些诗人的作品，并不意味着我就要受他们的影响。其实反过来说，我也“影响”了我所翻译的诗人、作家。比如我翻译过保罗·策兰的诗，当我重新拿出来读，就像触电一样，我发现我的创作“影响”了我所翻译的这些诗歌。
羊城晚报：您心目中最伟大的中外诗人有哪几个？
黄灿然：我阅读很广泛，如果要说谁最伟大、对我影响最大，很容易挂一漏万。我有一个读书计划，或许明年就能开始实施：我想从宋诗开始往上读，到唐诗、先秦魏晋南北朝的诗，全部读一遍，可能要花几年时间。因为我想了解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全貌。
我想到那时再来谈论中国诗人更有把握一点。诗人一旦进入“伟大”的境界，是很难判高低的。
羊城晚报：您曾讨论符合大诗人资格的5个条件，概括起来就是“写得多、题材广泛、风格独创、诗歌技巧、持续的成熟过程”，如今这种观点有发生变化吗？
黄灿然：关于“大诗人”的定义和条件，这是奥登提出来的，到现在我还很同意他的说法。
羊城晚报：您认为自己是否“大诗人”，或离“大诗人”还有多远？
黄灿然：一个人是不是“大诗人”，并不是自己能够判断的，哪怕自己认为是也没有用。我想可以多加一个条件：一个诗人无法在他的有生之年成为“大诗人”。
因为仅凭一代人是没有能力去评估“大诗人”的，“大诗人”要经过时间的一层层淘汰，要经过好几十代人的评估、认同选出来。“大诗人”的诗歌是非常广的，很难被当代的读者或者诗人认同。杜甫最终被视为“大诗人”，应该是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
羊城晚报：有些网络平台上的诗歌，可能如您所说是由没有“大聪明”但简单、朴实智慧的素人写成的，他们有的是外卖员，有的是农民、工人，您如何评价这些诗歌？
黄灿然：我认为诗人就是诗人，是不分阶层也不分身份的。他所从事的职业、谋生的手段并不重要。诗就是诗，跟出版或发表的平台关系不大。你不能因为你是个农民工，因为你是个媒体人，或者因为你是个高官，你的诗就能得到特殊待遇。
羊城晚报：对诗坛或诗歌圈子，您有何看法？来往比较多的诗人有哪些？
黄灿然：因为我整天要做翻译，也不大喜欢旅行，不喜欢那些诗歌研讨会，所以我对诗歌的圈子不太了解，尽量保持距离。因为这些原因，我交往的诗人很少，新交的就更少了。
羊城晚报：现在的中国诗歌写作存在哪些普遍性的问题？
黄灿然：我没时间去关心这个问题，我自己的问题都还搞不清楚，只专注于等待进入下一个写诗的状态。
羊城晚报：成为诗人的关键是什么？
黄灿然：保持独立性、保持纯粹，这些在我看来比较重要。
羊城晚报：对于想要成为诗人的年轻人有何告诫或赠语？
黄灿然：对年轻人我没有什么忠告，如果有忠告，就是要反叛前辈诗人。
文字访谈/记者 陈晓楠
视频文案/记者 朱绍杰 周欣怡 梁善茵
视频拍摄/记者 曾育文 梁喻 王炯勋
视频包装/记者 张惠鑫
【2023花地文学榜】
2013年羊城晚报正式创设花地文学榜，一年一度对中国当代文坛创作进行梳理和总结，也为广大读者提供最具含金量的年度专业书单。
花开十载，潮涌湾区。2023花地文学榜年度盛典暨十周年庆典12月3日在深圳举办，为“世界之窗”再开一扇“文学之窗”，共同眺望湾区最美文学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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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校对 | 彭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