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非遗从“活起来”到“火起来”，全社会为之聚焦。
11月24日至26日，“非遗保护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
今年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二十周年，本次研讨会旨在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深入探讨非遗保护融入国家战略等前沿问题。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约100人参加会议。
借本次会议之机，羊城晚报记者围绕非遗“火出圈”等热点话题，独家专访了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俊华教授。
非遗项目冷热不均很正常
羊城晚报：如今非遗越来越“火”，社交平台频频“出圈”，这对于非遗项目本身来说有什么影响？
宋俊华：我认为这是双刃剑。“非遗热”扩大了非遗项目的影响力，提高了非遗的社会知名度，让更多人了解非遗、走近非遗。
但也存在问题。“非遗热”可能造成了非遗的碎片化传播，造成片面化的理解，从而使非遗的完整意义和面貌难以被人们全面认知。
比如今年特别火热的英歌舞，在现实生活中主要作为传统节日民俗巡游的一部分而存在，不同地方有不同流派的英歌舞。而在新媒体“出圈”的时候，往往只被表现为一种单纯的舞蹈，演出形式也被大大精简。
因此，对非遗“出圈”要一分为二看待：既要有快餐式传播，也要有比较完整的保存、研究和展示。互联网短视频传播只是方式之一，媒体在宣传的时候也要告诉观众更完整的信息，比如英歌舞有多种形态，如文英歌、武英歌，是民俗活动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非遗会一直“火”下去吗？
宋俊华：非遗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现在为什么这么“火”？可能与当下人们对现代性的某种抵抗有关。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加快，我们的现代生活和过去出现了很大的断裂。
人们开始反思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对过去生活产生某种眷恋，包括向往乡村生活、怀念传统等等。
过去在农耕社会，人们日常生活面对的变化比较小。城市化进程加快，大家可能会产生落差，尤其在城市生活中遇到一些挫折，容易把过去的生活想象得非常美好，带有滤镜看待过往。所以非遗带给人各种想象，成为人们消解现代性的一种手段。
其实非遗不应该那么“火”，因为过火是不正常的。过去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些忽略，使大家产生断裂感。现在我们需要纠偏：一方面鼓励对非遗的重视，另一方面还要综合现代化发展。因此，这种现象是不会持续的。
当人们慢慢习惯现代生活后，非遗可能就不会这么“火”了，但也不会很“冷”，它依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如何看待非遗项目冷热不均的现象？
宋俊华：冷热差异是很正常的，由多方面因素造成，有人的因素，还受传播方式等影响。
内在决定性因素可能还是传承人本身，取决于传承人对非遗的认识理解、传承方式的选择等等。有的传承人善于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传播，在现代社会，谁传播得快，谁就占有更多资源。
当然与项目也有一定关系，有的项目和现代生活结合得更密切，比如饮食类非遗就很热门，但民间文学可能就没有那么热门。
“非遗”凝聚记忆、增强文化自信
羊城晚报：本次研讨会聚集“非遗保护与国家战略”，出于什么考虑？
宋俊华：这次会议的题目看上去是偶然，其实也是个必然。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相关课题，比如我们在“十三五”期间，立项研究粤港澳大湾区非遗保护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认同，在“非遗保护与国际传播”上，关注非遗在闽粤及东南亚的传播，实际上就是把非遗保护与海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
羊城晚报：为什么国家越来越重视非遗？从这些与国家战略相关的课题和项目成果来看，非遗正在发挥什么作用？
宋俊华：“非遗”看上去是个新概念，但它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解决老百姓的吃穿住行，表达他们的情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对于国家的发展来说，如何提高人民的凝聚力，提高对外影响力？非遗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依托。
在过去，非遗可能只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服务于日常生活，但在今天看来，非遗则成为人们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共同参加民俗活动的共同记忆。这个记忆能把大家凝聚起来，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文化自信。
今年是联合国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二十周年。这二十年来，政府的工作、学术的研究、媒体的宣传形成了合力，把大家逐渐遗忘的或是过去司空见惯的甚至被污名化的非遗，重新拉回到大众视野中，甚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羊城晚报：如何看待人们过去对非遗存在的认知局限？
宋俊华：非遗的保护工作强调群体对其文化的自我认知。过去一个“俗”字标签，就把很多文化都否定了。文化的俗和雅，只是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并不是文化的高低区分。
现在观念更开放了，过去被我们视为非常“俗气”的东西，不被重视的、基层的，或者是乡村的文化，实际代表了一群人的生活理念。
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外在的价值标准去贴标签。这是当今观念的巨大改变，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而言，是一个有利的机遇。这种平等观念对文化发展非常有利。
从研究“民俗”到传承“非遗”
羊城晚报：中山大学在非遗民俗领域的研究有怎样的学术传统？
宋俊华：中大的非遗研究具有深厚的学术传统。1927年，在中大中文系任教的钟敬文先生与在历史系任教的顾颉刚先生共同组织了民俗学会，编辑《民间文艺》等学术丛书。
前辈们把目光放到了基层，放到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进行资料收集、整理、出版，让更多人了解到民间瑰宝，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对后来的民俗学科、民间文学学科等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中大对戏曲的研究也有比较久的传统。中国戏曲逐渐被引进大学课堂，从过去的“小道”变成大学教育的主流。今天做非遗研究，和中大这两个传统有着传承关系，影响到现在的一大批非遗学者。
羊城晚报：今天的非遗研究与过去有怎样的不同？
宋俊华：现在的非遗研究在前辈的基础上还有所发展。过去我们研究民俗学、民间文学、戏曲学，往往把它们作为客体去研究，并没有把研究成果反馈到民间群体中，没有考虑怎样继续传承，存在“主客对立”的现象。
“非遗”概念出来后，为学者提供了新视角。我们要把成果反馈到这些群体中去。这一新视角体现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平等关系、互动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使用“民俗”这一概念，而是用“非遗”概念，这一学科的意义也就在此。
羊城晚报：高校的学术研究对非遗传承起到什么作用？
宋俊华：国家的政策制定会征求学者的研究观点，而政策的出台直接会影响所有传承人。所以学者持有的立场会直接影响非遗传承的未来发展方向。因此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尤其提供参考和建议的时候，要特别慎重，要对当地情况做充分的了解和沟通。
此外我们也在参与非遗项目的评审，在这个过程中怎样体现对传承人的尊重，体现对非遗项目的理解和认知，都需要克服过去的偏见。
文｜记者 朱绍杰 周欣怡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李力
校对 | 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