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台湾著名文化学者傅佩荣推出解读中国古代经典的系列作品，引起关注。他不仅在线下演讲，还在网上视频开课，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解中华古代传统文化，拥有众多粉丝。
日前，就新媒体环境下“国学热”、中西哲学比较、提高文化传播力等话题，傅佩荣先生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
“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
羊城晚报：您的研究领域贯通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您个人更偏爱哪一方面？
傅佩荣：我的研究领域确实包括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这两方面我都有机会认真学习过。现在我是扮演桥梁的角色，向大家介绍这两方面的哲学。
其中，我是偏爱中国哲学的。关于西方哲学，我只能努力“照着讲”，希望能够把西方二千六百多年的思想说清楚；中国哲学就不一样了。我除了努力“照着讲”之外，还有责任“接着讲”，并且对于儒家、道家的整个系统也有一些新的理解，关于如何进一步应用于今天的生活也有比较具体的说法和实践。
羊城晚报：余英时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注重“内在超越”，而西方哲学是“外在超越”，您怎么看待二者的联系和差别？
傅佩荣：要用两个词来描述中国哲学跟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显然太过于简略。
中国哲学所谈的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需要觉悟、解脱这个大问题。说中国哲学是注重“内在超越”，所讲的是重视人的内心，进一步到良知，良知可以觉悟天理，再进一步通过修行让自己提升超越到君子，最后成为圣人，这是“内在超越”的路线。
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不容易证明。为什么？像我前面说的，任何一种修行都需要外在的助力，需要老师来开导，需要经典来启发。禅宗六祖慧能，也是要靠听了《金刚经》，再经过五祖弘忍的介绍，才能得到觉悟的机会，这也是外来的助力。
所以，一个人，他可以靠自己的觉悟和修行，成为君子，成为圣人，可能性是有的，这是一种理想。但西方人也有这种可能性，你说他靠“外在超越”，他如果没有内在的灵明，没有内在的根源，不肯认真地修行，怎么可能只靠外在就超越？
说西方哲学“外在超越”比较偏重宗教方面。譬如说信仰是一个外在的，不是你本身所有的神明、境界或力量，信了之后由它来让你超越自己本来的那种不太理想的状况，这称为“外在超越”。
从西方的角度来说，这两个词基本上没有矛盾，为什么？因为如果可以靠自己来超越的话，就不需要外在了——外在指的是神明、力量、境界。但所有的宗教都强调，人的生命有所不足，就算你自性清净，也要靠师傅来开导，靠经典来启发，不是完全可以自己关起门来“内在超越”。
“轻商业”与“重商业”
羊城晚报：哲学研究和大众普及可能是您工作中最重要的两大部分，这二者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傅佩荣：哲学研究是深入原典的核心思想，做研究有了心得，但是能够讨论的只有学术界的小圈圈，顶多几十位朋友。但讲解普及就不一样了，要把它讲清楚，让所有脑袋清楚的人都能听得懂，而它的合理性是可以提出来公开讨论的，并且可以实践。按照讲解去生活，可以真正地改善人生。
研究强调它的深度，讲解属于广度，一个是体，一个是用，体跟用要配合，才能够真正相辅相成。对我来说，我越是讲解普及，越是要做哲学的深入研究，没有这个研究，普及总是有很大的限制。
羊城晚报：您在喜马拉雅、得到等APP上线了相关课程，也有公众号的长期运营，对于“国学”、哲学的轻商业化运作，有什么特别体会？
傅佩荣：这里说“轻商业化”，我以前不太熟悉这个词，想一想也可以了解，任何人凭自己的能力做事，在社会上有一定的需求，这些都是正当的、公开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赚钱，那是客观事实，就无所谓好坏，就是凭我的能力，自力更生。好坏在于什么？好坏在于你真的有这样的本事去赚这个钱吗？你是很真诚的按照你所知的去讲，而你所知的你能负责任吗？
这是我们做学者在心中一直要想到的，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有根据吗？讲出来有道理吗？我讲的话我自己能够努力设法去实践吗？这是判断好坏的第一个标准。
第二是要了解对社会的影响。提到“轻商业”，我也想到“重商业”，球星写一篇什么就可以收入千万，韩国一个女团上网写一篇文章也是收入百万千万，这个没有什么公平可言，每一个人只有对自己负责。
那些“重商业”，可能来得快去得快，长江后浪推前浪。而我们作为学者的责任就是要永远负责。我写的、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认真理解了，我才能够说，说完之后对社会有什么正面负面的影响，我都要承担责任。
所以，知识的产业化也是供需的问题，这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一定要了解，你从这个产业赚到一些利润，要问自己欲望是有限还是无限，这在于你自己的觉悟。怎么样是适可而止，怎么样是知足常乐，同时不忘记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这是我们常常要放在心里面的。
羊城晚报：您说“认识自己是一辈子的事情”，怎么理解？
傅佩荣：“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时代德尔菲神殿上的一句话，这句话到现在对于西方人，推而至于人类，在心理治疗方面帮助很大。
一个人如果想平安健康地过日子，首先就需要认识自己，那么怎么认识自己，这是一辈子的事情。“照镜子”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念任何一本书稍作反省就会发现，对照之下，如果自己在书里面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年轻的时候经验、阅历都有限，念的书许多都似懂非懂，但随着年龄增长，继续研究这些哲学书，第一会提前觉悟人生应该何去何从，第二可以了解自己，才可以得到安顿。
羊城晚报：许多现代人都有迷茫、压力和焦虑，尤其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哲学、国学有哪些智慧可以帮助他们安顿自身？
傅佩荣：哲学的重点在于思想方法、理论检验、完整系统。而国学比较广泛，它的重点在于人生启发、价值观念与身心安顿。
当然，年轻人把儒家学会就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承担这样的压力跟考验，把道家学会就知道如何安顿自己，儒家和道家背后都有一套理论。如果学会，就知道这些是人类自古以来都会碰到的现象，不必过于强调。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情况，只是程度不一样，没那么复杂。所以，我还是希望年轻的朋友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儒家、道家有基本的认识。
了解“理念”，超越“国学热”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待网络上一些备受争议的民间学术普及者？
傅佩荣：我只能说我自己比较幸运，四十多年都在学术界，同时我也在社会上讲课推广普及，所以也有很多人把我当作民间的普及学者，这没有问题，我觉得我两边都可以了解到、接触到，是我的幸运。
我觉得民间学者有三个特色：第一贴近日常生活，第二表达亲切有力，第三研究不够专业。
前面两点，贴近日常生活、表达亲切有力，就能够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很多人的学习、推崇甚至追捧；研究不够专业，在学术界里面永远存在，也是学术界发展的动力之一。因为学术上许多问题并没有什么定论，但是不管说什么，都要有文本作依据，学者的特色就在这里，根据在哪里要说出来。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很多人谈到孟子的时候就说“孟母三迁”，所以孟子小时候就是单亲家庭，这是不对的。在《孟子》一书里明明白白说孟子父亲过世的时候，孟子的身份是一个“士”，就是成年的读书人了。后来孟子母亲过世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大夫”。认真看一遍书就知道，不能这么简单地说孟子的父亲很早过世，所以孟母一个人负责三迁，不能那样讲。
在《论语》里面，孔子跟叶公辩论，叶公就是楚国的大夫，孔子认为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这里面就有“直”。这也是很多人不清楚的，所以经常说儒家不重视法律，把人情、情感、亲情放在伦理之上，放在法律之上，破坏社会公义，这就是没有了解孔子的思想。如果社会的公义不能够维系人间真诚的情感，那社会公义恐怕反而变得扭曲。
关于老子，光是《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有些人就把它说成断句不同，要念成“道可，道非，常道”，这个在文本上没有根据。一些民间普及学者，他们对社会推广国学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需要再补课。
羊城晚报：“国学热”似乎一直持续，甚至随着短视频普及触及更多人群，您觉得国内的“国学热”近几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傅佩荣：谈到跟文化有关的问题，首先就要有一个基本的架构，那就是文化分器物、制度、理念三个层次，对应于人的身、心、灵。
有形可见的身体对应的是器物层次。譬如我现在用麦克风录音、我要搭飞机，这都是器物层次。器物层次在古代留下来最多的是一些古董，还有一些古代的建筑和各种遗迹，这些器物都非常丰富有趣，提醒我们人生各种复杂的、深刻的面貌。
第二是跟人的心有关，那就是制度层次。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去判断其他的一切，制度就是我们生活上具体的规范。每个社会的制度都不太一样，这都跟传统有关。
到现在为止，很多节目都是扣紧这一方面，我们中国人谈到很多历史节目，大家都很熟悉，对于服装、器物以及制度君臣关系，整个国家的建构，这些都了解得越来越多，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这些就让很多人应接不暇。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理念”，“理念”就是价值观跟人生观。如果没有了解“理念”，只能像国学热的“热”一样看热闹。如果懂得“理念”，就知道儒家让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为什么，因为“人性向善”。
道家要从整体来看，因为要“悟道”，“道”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了解这些“理念”后，再进一步去看待所有文化方面的节目，不管是电视还是短视频，都会有更深刻的体会，而不会走马观花。
文 | 记者 陈晓楠
图 | 受访者供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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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朱艾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