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每周日推出“七杯茶”专版，特约海内外六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专栏文章。此外，还有面向广大读者征稿的“随手拍”专栏。
文章虽短小，七杯茶有韵。请诸位慢慢品——
· 有感于思 ·
关于《野草》的一点感想
文/阎晶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虽然《野草》的初版上印着“1927年7月”字样，但我以为，以鲁迅迟至10月才见到样书，《野草》真正的初版印成，应该在9月。
这是一本只有2万字的小书，因为鲁迅当时人在广州，北新书局在北京编辑印制时，还出现了一个让鲁迅在上海见书时就很不高兴的错误：封面上的作者署名是“鲁迅先生”而非“鲁迅”。再加上《题辞》的抽去、加入，《野草》的版本仿佛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
直到鲁迅逝世的1936年，《野草》一共已经印行了十二版之多。这既是《野草》不断扩大影响的证明，也是版本不断有所变化的旁证。
不管怎么说，一本初版只印了千把册还很快收回的小书，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不过是一桩不起眼的小事，然而近百年后再回首，《野草》的出版无疑是一件意义巨大的大事。
从体量上看，《野草》很单薄，“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它的精髓却“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无比复杂、深邃。阅读《野草》，仿佛置身于思想的迷宫，走不出，甚至也不愿走出。
《野草》是中国文学里的异数，它描写出了箭正离弦般紧张、急促的生命状态；诗一样的语言表达的并不是热情和笑脸，而是地火在地下运行后的“熔岩一旦喷出”，是为了“铸剑”而从“洪炉喷出的烈焰”。
《野草》表达出了多种相遇、对峙、告别的紧张场面，表达出多重独自冲突中的坚定，更独特地写出了空虚与虚无中的力量与决绝。
什么叫虚无中的力量与决绝？就比如一个求乞者，他既可以以娴熟的动作，套路般地做出求乞的手势，也可以用重复的哀呼获取施舍。
然而，这些都是“我”所憎恶的。假若是“我”，会如何求乞？“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我”知道那样做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虚无”。然而这或许正是“我”所要的，“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一个人一生要写出多少字才算足够？如若像鲁迅那样可以说出“我自爱我的野草”，两万字足矣。
一个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写下的文字？“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 名著识小 ·
为啥观音那么“贫”？
文/杨早[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观音这个形象，在大部分图像化的叙事里，都是正大仙容，大慈大悲的“地母”形象，其实《西游记》里，她是一位非常活泼，甚至有些贫嘴的女士。
举个例子，取经团被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困住，急待观音净瓶里的杨枝甘露去救难。但是这位观音大士，推三阻四，各种借口：
菩萨坐定道：“悟空……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若骗了去，却那有工夫又来寻你？你须是留些甚么东西作当。”
从来没听说过请救兵还要抵押品，而且观音你是“项目经理”，怎么还不相信孙悟空这个小弟呢？
果然行者摸遍了全身，“我身上这件棉布直裰，还是你老人家赐的。这条虎皮裙子，能值几个铜钱？这根铁棒，早晚却要护身。但只是头上这个箍儿，是个金的，却又被你弄了个方法儿长在我头上，取不下来”。你这不是为难俺老孙吗？
结果观音的方案是，要孙悟空脑后的一根救命毫毛！我们讲道理，这三根毫毛明明是观音送给孙悟空的，怎么能拿来抵押呢？孙猴子当然不肯。于是菩萨骂道：“你这猴子！你便一毛也不拔，教我这善财也难舍。”
整段话没有任何推动情节的作用，也没啥教育意义，更谈不上丰富人物个性，两人逗咳嗽，逗贫，只为引出最后一句“你便一毛也不拔，教我这善财也难舍”。
我们可以想象，当年《西游记》的故事以说书形式呈现，这一段就是剧场里的一个小噱头，无关情节与结构，就是讽一下世，只为逗观众们哈哈一笑。
· 拒绝流行 ·
“放慢脚步”的召唤
文/曹林[北京评论员、教授]
正值开学季，校长和院长向新生的致辞，是学生们走进大学校园的第一课，塑造着新人们对大学和专业的底色认知。
众多开学致辞中，我最喜欢两篇，推荐给朋友们，一是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教授的《放慢脚步，弥合裂缝》，一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明新教授的《新闻传播学的价值和底色》。
苏必德教授提到：希望你们能培养谨慎、有条理的行动习惯——放慢脚步，不仅为了放慢白驹过隙般的时间，也为反思听到的各种观点，准备好进入世界，弥合裂缝。我们越来越倾向于瞬间满足，仔细思考的时间越来越少。
当我们在社交网络看到一条推文，我们先受空洞的“点赞数”吸引，然后读到的全都是与我们想法一致的评论，而不是真正正确的。
互联网将人与人连接在一起，但它让我们失去了耐心——说得多好啊，耶鲁校长不是学新闻的，但致辞中处处闪耀着新闻人的敏锐和对新媒体冲击的警惕，这种媒介素养是跨专业、通识性的，是一个优秀的社会人应具备的底层逻辑。
张明新教授说：新闻传播常常追求时间效率，但新闻传播专业的学习，需要静水深流般的从容与舒缓。人生的成长不是在匆忙中快速打卡，不是在竞争中相互消耗，而是一个如河水般流淌的自然而然的过程，甚至有时候，过程本身就是目的。
希望各位不要将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闲暇、放空和留白的时光，有时比紧张的学习更有价值。——这种让学生“放慢脚步”的召唤让人感动。
我想起卢梭在《爱弥尔》中所说，在使爱弥尔成为一名军人、教士或行政官员之前，他先要使他成为一个人。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也声称，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商人、企业主或专家。因此，让教育使他们成为有能力、有理智的人，他们以后在社会中所担当的角色会满足他们自己。——站位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价值观，考研辅导机构，他们会盯着找工作和饭碗，而大学的目标是“立德树人”，不是“饭碗票子”。
大学和专业教育是给一个人的一生打底子，是用知识和思想底座撑起一个人的40年、50年、60年。如果站得足够高，你才会发现，大地其实是星空的一部分。一个校长或教授，他们的开学致辞如果每句话离不开“4年后的饭碗”，这不是大学，是技能培训机构。
我相信，明新教授讲这些话的时候，那些坐在台下、经受着“学新闻有什么用”捶打的孩子们，那一刻一定释然并安静了。他们并不一定得到了答案，但有了方向，在大学的高处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未来的4年，他们一定还会经受同类问题的挑战，反复怀疑，专业课后的怀疑，实习后的怀疑，稿子被毙后的怀疑，就业打击后的怀疑，但第一课的召唤会在他们心中回响。
· 如是我闻 ·
博萨德的照片
文/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2019年10月我在清华大学的艺术博物馆看了瑞士摄影师博萨德（Walter Bosshard, 1892-1975）的摄影作品展，这些照片让我着迷，后来我专门写过一篇相关文章。
博萨德有着令人敬佩的职业精神和勇气，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记者。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是这一持久战的实地目击者，也是具有批判性的观察者。他也因此受到各方正义人士认可和尊重。在博萨德看似随和的外表后面，其实是他那坚毅不挠的性格。
战争期间，他总是不知疲倦地辗转于不同的前线之间，以便进入各方权力的中心。国府的最高统帅、日方的将军、军阀，以及富影响力的女性角色都成为了他的摄影对象，并将之定格为永恒。混乱的大都市，偏远的乡村，都成了他镜头下的影像。
历史总是不断地被发现。正是博萨德对抗战的多元视角的报道，让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这一段历史。由于时代的原因，历史真相往往被遮蔽。
在这段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中，博萨德拍摄的照片展示了日军的残暴、废墟上中国普通百姓的无奈、李宗仁自信的微笑、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以及游击队员的日常生活。这些照片，是博萨德用他整个生命的投入换来的。
· 昙花的话 ·
微笑的葬礼
文/尤今[新加坡作家]
在西非加纳，饭后散步，远远地，听到了震天价响的乐声。
走近一看，有乐队在奏乐，勾心摄魂的音符疯狂地飞来飞去——有人说，非洲人的关节里蕴藏着旋律、血液里流动着节奏，这话可一点儿也没错——只见在场的男男女女全都进入了忘我的境界，摇头、晃脑、扭腰、摆臀、蹬足，两条柔软的手臂犹如狂风里的柳条，舞出了千百种撩人的姿势。
不跳舞的人呢，围桌而坐，大吃大喝，高谈阔论，喝空了的啤酒瓶活泼地在桌底滚来滚去。
看到伫立一旁的我们，东主热诚地请我们坐下，还送来了两瓶啤酒。
我好奇地问道：“你们是在办喜事吗？”他摇头答道：“不，我们在办丧事，我的父亲昨天刚刚下葬。”我大吃一惊——父亲尸骨未寒，子孙居然狂舞狂欢，这是哪门子的逻辑？
看到我脸上的疑惑，他耐心解释道：
“对于我们加纳人来说，办一场微笑的葬礼，比什么都重要，因为死亡对逝者而言，就象征着一段崭新旅程的开始。不论我们心里有多不舍得，都不能用眼泪来为他的新生铺路。近年来，加纳还盛行在下葬日亲人一边抬棺一边唱歌跳舞呢！这样做并非绝情，更非荒诞，而是祝福、祈愿；让逝者得以无牵无挂地上路，继续另一个世界的精彩。”
加纳人对死亡这种豁达的信念，和鼓盆而歌的庄子是有着共通之处的。
· 不知不觉 ·
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
文/钟红明[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这是一部需要在观看前做一些背景准备才能及时理解其中知识“梗”的电影。
但我几乎是带着一颗空荡荡的大脑进入影院的，除了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之父”之外。三个小时后走出影院时，已经是午夜时分，影片里的细节和对话，却反复回荡在脑海里。
电影《奥本海默》根据《美国普罗米修斯：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改编，原著曾获2005年普利策传记文学奖，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
这部电影的开局似乎是一个电影编剧示范——故事从中间开始，从一个关键人物和主要矛盾的交汇场景开始。电影用彩色镜头表达奥本海默的视角，用黑白镜头展示客观视角。
电影开端，讲述的正是1954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EC）一场非公开的听证会，众多的科学家与相关人士来到听证会，讲述出充满差异的复杂的奥本海默。
结果，听证会吊销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直到2022年12月，电影《奥本海默》上映之前半年，美国能源部才撤销了1954年听证会的判决。
我很佩服导演诺兰对历史的处理方式，他不是虚构一个综合人物呈现历史，而是把历史人物真实说过的话作为台词，因而整个观看电影的过程，密集的台词与众多的人物，构筑了非常紧张的“对峙”。
“核试验”的那个场景出现在电影中间，暴雨倾泻，无数种可能性，如果是哑炮怎么办？雨会不会停下？操作员的手伸向按钮时颤抖不停，有科学家往脸上涂油彩，倒计时开始，瑰丽得令人震惊的蘑菇云腾起时，一片巨大的寂静无限延宕，然后是比光速更慢到来的声响……
奥本海默引用印度教经文《薄伽梵歌》的一句话：“我现在变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这句话在电影中出现了两次。
广岛和长崎被投放原子弹之后，奥本海默陷入巨大的科学伦理的冲突中，电影中的一场戏：总统杜鲁门在办公室里接见，奥本海默说：“总统先生，我觉得我的手上沾满了鲜血。”
杜鲁门不耐烦地掏出手绢，说：“你认为在广岛和长崎有人关心原子弹是谁造的吗，他们关心的是谁投下的，是我。你和广岛的核爆炸没关系。”
杜鲁门示意国务卿把奥本海默带出去，在他身后说：“以后不要让我见到那个爱哭鬼。”在真实历史上，杜鲁门的原话是“那个狗娘养的”。
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奥本海默和大家一样，认定不能让纳粹抢先，思考的是“能不能”；在爆炸之后，他陷入了纠结和痛苦，在思考“该不该”。
奥本海默从此利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经常在公众舆论场合反对氢弹这样更具杀伤力的武器制造，导致了1954年听证会剥夺了他的安全许可，而导演在听证会场景，借助镜头、灯光和音效表现出来的奥本海默的心理崩溃，也许不亚于原子弹爆炸。
回望晚年奥本海默的面容，沧桑深深刻印在面容上，眼神空洞，当时奥本海默的理论和思想也正被年轻的科学家和政客们质疑，甚至嘲笑——就像当年爱因斯坦经历过的那样。
也许，伟大的天才遭遇到的都是相似的吧。人们会因为你的伟大而簇拥你，也会因为你的落魄而唾弃你，但是这一切都和你自己无关，因为所有人关心的，都只是他们自己而已……
· 随手拍 ·
童年时光 图、文/施敏
8月，江苏海门东洲公园里，两个小孩在掰手腕，比比谁的臂力大，这是留存在许多人脑海里的童年时光。
随手拍专用邮箱:ycwbwyb@163.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编辑 | 孙旭歌
校对 | 朱艾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