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晓楠
视频/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钟振彬
剪辑/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方可茵
77岁的摄影家安哥说话很慢，一句话总要在脑海中想一遍，再慢悠悠地道来。当他回忆起多年前与摄影圈内的朋友打地铺、吃盒饭、播放幻灯片交流切磋彼此作品的场景时，语速不自觉变快，脸上浮现出孩童般的笑。
日前，在羊城晚报艺术研究院展出的“观复：安哥摄影作品收藏展”让他“重出江湖”，多年来的34幅摄影作品重回公众视野。在他“或有趣味、或矛盾、或深刻”的镜头捕捉下，改革开放以来的老城记忆、市民生活引发观者的阵阵共鸣。
展览将延续至8月16日。
印象
安哥的作品体现了一种南方性
安哥是国内著名的摄影家、策展人。原名彭振戈，1947年生于辽宁大连。从1979年开始，安哥任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摄影记者，其间曾到香港《中国旅游》画报任记者、编辑。2001年起任Fotoe总编审。现工作、生活于广州。
他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影像记录者，以平民化的视角，用镜头记录民众生活，在胶卷中见证城乡生活变化。几十年间，安哥拍下十几万张珍贵底片，为中国摄影史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他是野蛮生长、大胆率性的“广东群体”中的典型代表。“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安哥说。
安哥的作品经常入选各大知名摄影展，他也曾举办“生活在邓小平时代”“美丽时代——安哥摄影展”等个展，策划“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摄影收藏展、“2005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城市·重视”等展览，并在2006年被评为“广东首届十大摄影家”之一。
艺术评论家杨小彦把安哥在20世纪80年代所参与的纪实摄影浪潮，称之为中国摄影界的文化运动。他说，安哥有一双尖锐的眼睛，含泪而幽默，让历史具有了非凡的视觉意义。
对纪实摄影，安哥有着一以贯之的坚持。他总是反反复复地强调纪实摄影的真实性原则。他认为，正是在生活中捕捉的细节才能真实地反映出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面貌，这是他一辈子做摄影最由衷的体会。
在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叶健强的眼中，安哥的照片是不会过时的经典，它们留下的不只是历史价值，也有回忆和共鸣。“他的照片有着有趣的灵魂，用幽默的、开心的角度看社会。”叶健强说。
本次展览策展人颜长江认为，安哥的作品体现了一种南方性。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安哥，难以想象如何把握那几十年家国巨变的幽微之处。几十年过去，安哥依旧朴素地守着摄影的阵地，继续整理自己数十年来积累的底片。
访谈
在回看往事、互相交流中，得到内心积淀
羊城晚报：您怎么理解这次摄影作品展的主题“观复”？
安哥：“观复”是李洁军提出的概念。这次展出的作品很多是改革开放二三十年间的，我希望能用现在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这些年来的作品和经历。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10年前后，在这30多年间，广东出现了很多摄影精英，也产生了很多作品。有时候我也很庆幸，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和以前的时代和现在的时代都是不同的，以后可能越来越会显出它可贵的地方。在回看往事、互相交流中，我们得到内心的积淀。
羊城晚报：当时是在什么契机下，摄影进入了您的生活？
安哥：我从小就喜欢摄影。我爸成长在华侨家庭，抗战以后，我们和奶奶、叔伯们相隔两地，这时我们就通过寄照片来互相交流。
有一次，奶奶给我们寄来了一台很棒的日产相机。从那以后，我爸就经常带我去公园拍照片，拍完再寄给新马的亲戚。拍得多了，我们逐渐学会了自己手工冲洗照片。
我特别想找一份跟摄影有关的工作。当时有位老前辈把我推荐到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在工作中，我接触到一大批搞新闻摄影的年轻人，他们很有想法。比如在北京成立的四月影会，就冲破了当时摄影的规矩，他们在北京的中山公园租了场地，自己搞摄影展览。
布列松是法国的摄影大师，他最有名的话就是“决定性的瞬间”。我在几十年的工作和创作过程中，从布列松、卡帕这些大师的理念和作品中得到很多营养。
羊城晚报：摄影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它何以成为您一直以来朴素坚持的本业？
安哥：这些照片和我的人生经历、和我所生活的周围有很多联系。越整理这些照片，我越觉得问心无愧。好像放得越久，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就越会显露。我相信我所记录的时代是一个很难得的时代。
对“远远地观望”很反感
羊城晚报：您在新闻媒体工作了20多年，当时是怎么开始对纪实摄影产生兴趣的？
安哥：其实入行以后我有个小小的野心，希望对所经历过的底层生活、老百姓的疾苦，我能够有所记录，有所表现。
我们这一代的同行也形成了一个时代的潮流，讲求真实性，关心真实的社会，记录下对现实各种各样的心情，包括满意和不满意。加上受到布列松、马克·吕布、卡帕、沙飞这些摄影大师的影响，我们萌生了记录真实的理想抱负。
羊城晚报：11年的农民和工人经历让您的视野紧贴第一线，您认为比摄影技术更重要的是摄影者的社会生活经历，可否理解为，这要求纪实摄影师有一双带着底层视野的眼睛？
安哥：对，老百姓其实站在哪个角度都是挺重要的。我经历的也不光是底层生活，也经历过家里的起起落落。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作《自古文章憎命达》。
羊城晚报：纪实摄影中的真实性，您是怎么理解的？摄影师跟被摄者的距离怎么把握？
安哥：我讲个故事。当年我们在西双版纳种橡胶、挖梯田，光着膀子晒得黑黑的，突然有上海的代表团来慰问知青，他们只不过在林地梯田里转一转，像是来旅游的，我们很瞧不起这种。所以我当了记者之后，对这种远远地望是很反感的。
我经常跟年轻人说，好的记者在拍照的时候，其实是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走到那个位置，在现场抓拍，这是基本功。处理跟被摄者的关系，也是基本功。
羊城晚报：影像评论家杨小彦说您有一双尖锐的眼睛，您是怎么捕捉到生活中这些或有趣味、或矛盾、或深刻的真实瞬间的？
安哥：我主要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大部分时间是骑着单车上班或者是走在街头，也受“决定性的瞬间”理论影响。
比如超人的照片。我看到超人在广州的海报，正好那时候全国交警都在学习济南交警的指挥姿势，又正好遇到海报前站着一位交警，我就等他的指挥动作，又拍下了前面很有中国特色的单车流。登出之后大家都很喜欢。
这种抓拍需要不断地动脑筋，决定性瞬间的抓取没有10年、20年的功夫是很难做到的。
还有很多好作品“曝光不足”
羊城晚报：纪实摄影当时在广东可谓是引领一时，现在会不会后继无人？
安哥：其实这跟时代有关，我们跟上了当时摄影行业的发展。
在参与国外的摄影展和平遥摄影节之后，我们对摄影文化的进程有了更深的了解，后来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机缘。在当时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的推动下，我们策划了“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展览。
现在回过头来看，国内好像没有新的摄影展览能超过它，我觉得那是一次壮举。我们当时在广东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借展，之后到了中国美术馆，后面又到德国5个城市巡展了两三年，效果非常轰动。
这些摄影师逐渐老去，现在都70来岁了。我们这二三十年来互相鼓励，互相切磋，用心塑造了一个时代，很多作品是他们用命搏出来的，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和青春。大家关心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什么是老百姓，那种理想主义很可贵。
现在有些人关心的可能更多是世俗意义的东西。当然，现在起码拍得比较专业，不会像以前那么露怯。也不至于说这种决定性的瞬间正在消亡，还是有一些好的照片。我相信还有很多好作品是“曝光不足”的。
羊城晚报：在当下，海量的短视频、AI图像等真实与虚假交织的媒介不断堆积，纪实摄影的位置何在？
安哥：不管是什么媒介的冲击，每个时代都有特色，它一定对摄影师有不断的考验。但这也是摄影的魅力，它总要考验你读图的能力，也就是对现实影像的把握能力。即使身处同一个环境，有时候大师拍的和普通人拍的是不一样的，他们表达的能力也是不同的。
羊城晚报：您后来有了策展人的身份和经历，这会带来不一样的东西吗？
安哥：最大的收获还是通过这些策展，我交了很多朋友，向他们学习了很多。策展的过程也是互相学习、互相争论、互相碰撞的过程。
羊城晚报：接下来您在摄影、策展或其他领域有什么计划？
安哥：没什么计划，还是一点点把该放的照片都放出来，减少一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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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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