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 珊
1995年，我从老家南昌考到广州，来到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诸孝正老师的一名弟子。
遇到恩师，真是人生之大幸。之前，我是一名理科生，本科读的专业叫土壤化学与植物营养，毕业后任职企业的文秘职位。工作乏善可陈，对文学又念念不忘，于是下定决心改变专业也改变职业，更重要的是改变人生。
我当时用了各种方式，找到能找的资料，搜索全国各地的写作专业，给各大高校老师写信咨询考研一事，结果，只有诸老师给我回了信。信写得并不长，但字里行间，和善友好，支持我也鼓励我。
现在回想，也许对于诸老师，这只不过是为人处世的习惯，但就是这样的习惯，成为命运给予我的最大恩惠。
壹
1995年的初夏，我到广州来面试。
面试那天，诸老师恰巧有事，不在系里，接见我的是同样亲切温和的陈佳民老师。于是，在那个略显简陋的黄色小楼里，我坐在颇有些凌乱的办公室里，奋笔疾书回答复试问题。
当时，因为没有见到诸老师，不免忐忑，内心却还是有个笃定的声音，相信自己肯定行。果然，回单位后不久，我就接到了华师的录取通知书。
1995年9月，我来华师报到。这一年的中秋节特别早，刚刚开学就马上过节。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在异乡过节，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诸老师。老师的样子和我想象中的差不多，身材清瘦但神采奕奕，说话轻声细语，总是面带微笑。
老师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他的笑声，那是一种特别有辨识度的笑声。分贝有些高，笑起来情绪高涨，尾声会拖得蛮长，从“哈哈哈”到“咯咯咯”，非常有感染力。那天晚上，我和同一届的师兄师妹一起在老师的笑声中吃月饼过中秋。
如果没记错，诸老师的家二十多年都没怎么变化。家里装饰简单朴素，风格清新雅致。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家里的那张茶几。但凡我们到老师家，茶几上就会放满糖果点心，同时，茶几下面毫无意外地总搁着一叠羊城晚报。
后来的十多年，我们去过老师家很多次，茶几下的羊城晚报，也是十多年如一日。每次见到，就会让人生出“年年如此月月如此日日也如此”的感慨，好像只要和老师在一起，岁月就会如此静好，世事永恒，什么都不会改变。
读研一的时候，因为是转专业，所以需要跟着本科生听课，多修几门基础理论课。
诸老师知道我对新专业、新学校都需要一段适应期，总是三番五次地叮嘱我，如何去听课、如何尊重老师、如何协调补课和研究生课的冲突，细致而耐心的谆谆教导，令我难忘。不仅如此，老师还特地让93级的师姐来照顾我和师妹，从生活到学习都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读书三年，我们跟着老师和师姐，跟着写作教研室的众多前辈，上课、开会、改卷、创作，无论是专业学习，还是写作经验，都有不少收获。
贰
当然，三年不可能都是在笑声中度过，尤其我还是一个理转文的笨小孩。
笨小孩一直没有打开学术殿堂的大门，写起论文总是各种混乱和错误，但老师并没有多加指责。即便是批评，也是清晰指出问题之后，又迅速配上独特的笑声。
读书三年，可以批评我的机会应该有很多，但老师似乎能放过就放过。每次见面，他更多是嘘寒问暖——喜欢广州吗？食堂好不好？晚上有没有熬夜？当然，这不代表他就是完全纵容我。
事实上，每一次的作业，他都认真修改，错别字也会标识出来。虽然老师没有太多的口头指责，但他对论文认真细致的批改，已经胜过了一切。
三年读书，最难以忘怀的是毕业答辩那一天。我论文写的是作家陈染。因为热爱，不免大胆，在论文中一边鼓吹女性主义，一边将陈染认定为当代女性文学第一人。这种因为热爱膨胀出的非理性，未免让论文的某些表达引起争议。
答辩时，有老师提出了一些质疑。老师护犊心切，在用其独特的声音笑过之后，开始为我圆场——“啊哈，这个，一开始，我都没想到，我们温柔敦厚的徐珊同学也会写女性主义，不过……”
一直就是这样，无论是对家人、对同事，还是对学生，性格温和的诸老师，是被公认的好人。而且，他还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善于倾听。
师生聚会，常常都是我们说话，他微笑旁听，偶尔插进来一句，都是有梗又好笑，大家哄笑一团。我现在自己做老师这么多年，回想起来，更觉诸老师了不起。
很少有老师能像他这样，不好为人师，不喜说教，温和地配合着年轻的我们，开心地看着我们刷各种存在感，用最大的宽容和仁慈心，看见你，也相信你。
不过，我也“有幸”见过老师发过一次脾气。
那是毕业后多年，师母因为身体原因，每周要去医院开药。我每周去到老师家，和老师一起扶着师母下楼，然后慢慢走路去华侨医院。
有一次看完病，我们就去给师母买鞋，不知为什么，跑遍了商场，师母都一一否认。老师的脸色终于有些不好看了，他提高声音，有些严厉地对师母说：“你自己说脚痛，没鞋子穿，现在有合适的，你又不肯。到时候，你的脚痛起来又怎么办！……”
鞋最终还是买了，师母很满意，老师很快又发出他独特的笑声：“哈哈哈……咯咯咯……”
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段温馨的日子，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从华师穿越暨大，一路玉兰，又一路紫荆，说完张爱玲，再聊王安忆，甚至还八卦过朱丽叶·罗伯兹。
我们慢慢走，慢慢聊，从奇闻轶事到家长里短，具体内容很多都不记得了，但老师的笑声到今天仍犹在耳边。后来师母身体恢复了，我们也就没有再这么一起散步了。
我有时想起，觉得那个散步的场景就像一种命运的暗示，既提醒我也安慰我——我可能没法成为能让老师骄傲的、最忙也最有出息的学生，但是我也许是他会认可的那个用心热爱生活、热爱文学的笨小孩。
叁
2021年8月，我去考试中心审卷，在一本写作教材上再次看到了老师的名字。写作学的老一辈应该都知道，诸老师的写作教材在写作学领域“专制”了很多年。这种“专制”，一方面确实让人骄傲，另一方面也真的让人忧虑。
几乎没怎么犹豫，我还是和主管老师提出建议，这本教材已经用了二十多年了，实在太老旧，需要淘汰更换了。
我相信，恩师如若听到，必定对我微微一笑：温柔敦厚的徐珊同学，你居然要换我的教材，胆子可真不小，不过呢，为师也早想换掉这本旧书了。哈哈哈……
老师离开之后，我一直没有写一篇完整的怀念文章，只在一篇小文里提到过在老师走后的第七天，我梦见自己给老师剪脚指甲。为什么没有将内心的怀念写出来，我有些说不清。不喜伤心、逃避羞愧、惯于懒惰、没心没肺……似乎这些都有。
只是，常常在穿过暨大时，在走过学校玉兰路时，会不经意地想起老师，想起那特别的笑声，想起老师对自己的无限包容。如果有风吹起，更会想起老师轻柔的声音：你自己喜欢的事就做好了，别在意别人怎么看。
这些年，我也没有再梦见老师。生活风吹雨打，更多的时候，我沉浸在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冲突之中，边焦虑边调整边反复确定人生的意义。
有时我想，如果将这五十年凝缩成一张照片，我所有的亲人、恩师、朋友和学生都在里面，然后把照片存在手机里。当我打开手机凝视这张照片时，还是会习惯性地非常自我地在屏幕上把自己无限放大，再放大，仔细地看，仔细地想——
这个半百之人，她真的知天命了吗？
这个时候，如果有个人在身边问我：嗨，离你不远处那个可爱的微笑的老人是谁啊？我一定会回过神来，在屏幕上把自己缩小回去，再缩小回去，缩到很小很小……然后看向亲人、朋友般的恩师，毫不犹豫地大声回答：“他是我最亲爱的老师诸孝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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