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绍杰
图/受访者提供
日前，《图式博弈——徐悲鸿临伦勃朗<妇人倚窗像>修复研究展》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
展览以徐悲鸿临摹伦勃朗《妇人倚窗像》为切口，展现了20世纪中国画家们“临摹”的时代故事。
展览从技术层面呈现主题：其中，“1922·柏林”部分用空间和装置，力求还原徐悲鸿临摹伦勃朗作品的心境；“修复台·徐悲鸿”部分呈现微观视觉和物质层面上临摹的真相。
1922年，近现代绘画大师、美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首任院长徐悲鸿在柏林临摹了伦勃朗的“倚窗妇人像”（又名《第二夫人像》）。
《妇人倚窗像》原作出自油画大师伦勃朗之手，这张临摹画作不仅见证了徐悲鸿当时对西画的推崇，也展现了他心系祖国、试图利用西方绘画体系力挽国内美术界颓势的决心。
这是徐悲鸿旅欧画风形成时期的重要作品。
1930年，徐悲鸿回忆了彼时自己的心境：“吾居德，作画日几十小时，寒暑无间，于描尤笃，所守不一，而不得其和，心窃忧之。时最爱伦勃朗画，乃往弗烈德里博物馆临摹其作。于其《第二夫人像》，尤致力焉，略有所得，顾不能应用之于己作，愈用功，而毫无进步，心滋惑。”
屏息凝神。生涩的手拖动画笔，紧张地把呈现的效果和范本作比较——画家生涯的起点，往往从这样的临摹开始。
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胡斌表示，把眼中的风景变成画中的风景，需要一定的方法。年轻的画家，往往是机缘巧合、在临摹中掌握了前人的方法；在获得惊人的效果后，信心高涨，从而走上自己艰辛而漫长的艺术道路。
“遭遇·20世纪”部分则以中央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馆藏的20世纪著名画家临摹珍品，呈现东西文化交流互鉴的时代之风。
除了徐悲鸿的旅欧时代之外，20世纪中国画家还有两次大规模的临摹活动。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向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绘画艺术学习；另一次则是七八十年代借着国门大开，广采博取。
徐悲鸿一样，画家们在短暂而高强度的临摹工作中，同样存在着内心的图式博弈与纠结。这些纠结无意识地流露在临画的“不像原作”部分。当我们细细凝视这些“不像”的细节，结合彼时的历史语境，不难感受到彼时彼境艺术家们的雄心与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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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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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潘丽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