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磊
图/南开大学文学院(署名除外)
著名学者罗宗强先生于4月29日13时50分在天津仙逝,享寿九十岁。羊城晚报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他的家人和相交多年的著名学者、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
黄天骥先生评价,罗宗强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领域里成绩最大,他的去世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学术:开创中国文学思想史“南开学派”
出生于广东揭阳的罗宗强,于1956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后继续在该校攻读研究生,研习中国文学批评史。1991年起,历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罗宗强先生近三十年来治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士人心态史。主要著作《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获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均被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材。
“罗宗强先生全面、完整地掌握了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材料,特别是魏晋明代方面的材料非常丰富,理论基础比较扎实,这是很多晚一辈的学者无法达到的。而且,他的文学思想研究会注意到文学和文化、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不是孤立分析文学思想发展的情况。”
在黄天骥看来,罗宗强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领域里成绩最大,学术研究非常严谨,还会提出很多新的见解,比如传统的俗语如何转化为明白晓畅的语言这方面做得很好。
在《明代文学思想史》的后记里,罗宗强先生说:“可自慰的是,我此生努力了,勤勤谨谨,不敢丝毫懈怠。青灯摊书,没有假日也没有娱乐。只是由于处世能力的极度缺乏,谋生无术,积毁销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有几个知心朋友,学术路上相伴;有几个出色的、而且关心我的学生,不至于感到人生太寂寞。人生不易,但也终于在坎坷、失落、感伤中边走边读,读书,读人生。”
4月30日,南开大学文学院官方微信号发布讣告,称“他开创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学科方向,被国内学界称为南开学派”。
讣告中还透露,遵照疫情期间殡葬事务的相关规定和罗宗强先生家属意愿,丧事从简,家中不设灵堂,不举行悼念活动。南开大学将在网上辟设灵堂,供海内外同仁吊唁追悼。待疫情结束后将举行追思会,并编辑出版罗宗强先生纪念文集。
为人:不善言辞,待人诚恳
得知罗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后,黄天骥整个下午内心都不平静。“无法工作,虽然知道这几天宗强的身体都不太好,认不清楚人,话也说不清楚,但是接到他去世的消息内心还是非常伤感,失去了一位可以互相切磋学术、神交的好友。”
黄天骥与罗宗强的相识可以追溯到1985年左右,在申报高校博士点的材料中,黄天骥发现罗宗强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在1990年杭州的一个学科培训会议中,黄天骥跟罗宗强住在一个房间,两人由此加深了认识。
“我们晚上就聊学术问题,第二天一早沿着西湖散步接着聊,后来去济南会议后游泰山,我们两个连泰山都不看,就躲在车子最后一排聊学术。”在黄天骥眼中,罗宗强并不是一个善于言辞之人,甚至是有点木讷跟书呆子气,而且普通话不好,潮汕口音重,说话声音又比较小,但是一聊起学术就滔滔不绝,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
生活中的罗宗强先生为人诚恳勤勉,情深意切,作为教师,罗宗强先生学风严谨,教学有方,曾先后获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特别贡献奖与最高学术成就奖。“宗强对学生非常严格,也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生,现在很多都是学科的骨干。”黄天骥回忆称,当年他们还会互相把学生的博士论文发给对方看,“只看,不评价,就是让对方知道目前自己的研究是什么路子。”
除了互看学生的论文,黄天骥跟罗宗强也会互相邮寄自己出版的书籍。“去年宗强出了一套《罗宗强文集》,第一时间给我寄了一套,我的文集本打算寄过去,疫情耽误了,想来我还欠他一套文集啊。”黄天骥不无遗憾。
生活:和煦慈爱,充满才情
“我其实是我父亲带大的,因为母亲常年生病,也需要照顾。”在女儿罗健眼中,罗宗强是一个非常宠溺子女的家长。小时候,罗健喜欢吃甜食,像大白兔奶糖、大大泡泡糖,父亲一买就是上百块,“我都吃得长虫牙了。”
罗健上小学的时候,想玩风筝,“我爸就在校园里到处找竹子,找到了,再把竹子劈得很细,放在我洗澡的大水盆里泡一整晚,第二天拿出来做风筝。我妈妈是画画的,就会画一些蝴蝶、老鹰之类的图案在风筝上。”
闲暇时罗宗强也会画画。“我父亲的画作不多,但是很有才情,常常很打动我和他的学生,画技虽然不太娴熟,但是能够直达人的心灵。”在罗健看来,父亲的才情、学问、淡泊名利的人生观念都能在他的画中体现出来。
罗健告诉记者,虽然父亲70多岁就退休了,但是一直坚持做学问,“在我印象里,以前父亲忙完家里的事情,到晚上九十点,就开始做学术研究,一直到夜里两三点,第二天一早还要起来去学校。退休后他也坚持,做学问从不退休。”
罗健说,父亲最后走得很平和,“他也没有留下任何遗愿,是很安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