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化透视主义探寻唐前岭南文脉——评陈桥生《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

在媒体打拼多年的北大文学博士陈桥生，对学术在兹念兹，在出版其博士论文《刘宋诗歌研究》之后潜心专研史料，着力探索问题，从谢灵运南徙广州留下什么文脉追问起，上穷秦汉，下寻盛唐，以一种文化透视的眼光，摸清南下文士在岭南留下的蛛丝马迹，将被遮掩着的历史面纱揭开，将被阻隔的文明链条接上，勾画出了唐前岭南的一路文脉，进而触及到唐前岭南文明的整个进程。

西方文艺理论家韦勒克在谈到文学研究时就主张用透视主义的眼光，也就是说要将文学视为一个整体，了解这个整体在不同时代的发展与变化，而且要互相比较，探索文学充满的各种可能性。这既是一种历史的观点，也是一种文化的方法。陈桥生的《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一书，就贯穿着这种文化透视主义的方法。他正是用这种方法去揭历史盖子、补文明断裂链条的。

就陈桥生最感兴趣的谢灵运南徙广州为例吧。谢灵运到广州数月时间之后即走向了刑场，一度被视为不光彩的尾巴而被忽视，但陈桥生却通过对谢灵运南徙广州以及被杀的原因、时间等的详细研究，梳理了他的南徙生涯对于其家族命运的影响，进而延伸到他对岭南唐代诗人张九龄所产生的影响轨迹。陈桥生着重探寻了在谢灵运死后二十年，他的孙子谢超宗如何走出岭南回到京城，以他的超群文才影响到刘宋文坛的痕迹。正是由于陈郡谢氏的优良家风被其子孙较好地继承了下来，或者说谢家子弟到了岭南，与当地文化达成了一种共生互补，才成就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同时，他还探讨了文采风流的谢超宗与整个谢家文脉在京城的联系，还有谢超宗与佛教的结缘，也与其祖父在广州临终时将美髯施给南海祗洹寺为维摩诘造像之须相关。

而谢灵运文脉对岭南的影响以及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共生，陈桥生寻找到了谢灵运死后两百多年的岭南诗人张九龄身上。张九龄祖居为韶关曲江，其父为索卢（今广东新兴县南）官员，曾侨寓广州，生下九龄。九龄少时能文，年十三就因文章拜见广州刺史得到赞赏，可见其父对他的着意培养。张九龄在二十六岁居家乡韶州（今广东韶关）时，则与当时从中原贬谪岭南的官员如张说、沈佺期等名臣文豪都有接触，这些人不仅对他以后的仕途产生极大的影响，更有文脉一路的传承。张九龄赴京城应试时就与沈佺期有门生之谊。正是在张九龄的仕途奔波中，其山水诗的创造呈现出对大谢诗歌的着意模仿，并接续上了谢灵运诗歌深沉凝重的优秀传统。因为张九龄对谢诗的嫁接与实践，矫正了初唐时弥漫于宫廷内外的齐梁绮靡之风，为盛唐诗歌注入了风骨与词采，从而迎来了盛唐诗歌的曙光。草蛇灰线，陈桥生从张九龄的文本到方志文献，细心勾画，竟然梳理出一道文坛的最美风景。这里面，有文本的相互比较，也有诗歌文体及其风格的相互变化与发展研究，这便是一种文化透视主义。

陈桥生不仅仅关注岭南文学与中原文学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更着眼于整个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共生。这当中，他把眼光投向了一些被人提起但往往被忽略的时间与地点，甚至只是文献里提到过的某些只言片语，从中寻找与梳理出唐前岭南文明乃至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痕迹与面貌。此书之中，陈桥生对“合浦”“交州”“始兴”三地文化，尤其是南徙文士对这三地文化的开创与推进所作贡献的研究，使我们打开了视野，获得了新知。

在《汉书》记载里，一句“徙合浦”后，大多没有了下文，陈桥生则从这里出发，综合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方志将其填补上，还原了当时被流徙的人士如何开拓生存空间，以他们的才智、物力对当地文明的开发起着推动作用。他还从《汉书·地理志》对合浦的地理位置、环境、当时船队经商路线、人口的聚集等等，探寻到了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状貌，而这一切又与流徙者、往来经商者等中原人士来到岭南密切相关。至于中原的学术如何影响到岭南，形成岭南学术的源头，陈桥生在东汉徙交州、徙九真和日南的官员研究中得到了验证。他指出，这些被流徙的官员，个个满腹才华，就像一座流动的图书馆，将文明种子播撒一路，在岭南乃至整个南越地区开出鲜丽的花来。陈桥生评价这些官员是文化的摆渡人、燃灯者，将北方文明散播到岭南大地，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他对当中的核心人物如刘熙、士夑、薛综、许靖、牟子、虞翻等的个案研究，丰富了岭南学术源流和传统的研究，为岭南学术树起了一座座里程碑。

值得一提的是，陈桥生还将研究的视角推向了容易被人忽略的方志类著作，如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和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这些书虽是关注“异物”，但它们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北方士民的大量南移，需要了解这些岭南风物，另一方面也对地志从汉晋时的详载异物转变到晋宋时更多的山水风光描写作出了合理的解释。陈桥生指出，这种转变是与古代民族文化的融合进程相伴相生的，也是与文学中晋宋之际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自然审美观的变化同步的。这种将文学变化的时代原因与文明进程的发展联系起来的研究，正体现出一种文学整体研究的透视主义。

陈桥生为江西人，到广东之后视岭南为家，以岭南传媒和岭南文化研究为业，可见岭南魅力无穷。他作为一个文化传媒兼学术研究者，也起到了一个文化摆渡人的作用。这是广东传媒、学术、文化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