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期静思：公共灾难的文学书写原则

　　公共灾难的文学书写，切记“生命至上”法则。

　　在公共灾难中，歌颂的对象一定是那些拯救生命、维护生命的人或事。因此，那些挺身而出冒死救治的医护人员，那些在前线奋战、枕戈待旦的公职人员和武警官兵，那些提出预警、研发药物、提供救助的专业人士，那些奉献爱心、坚守岗位的普通群众，都是应该被真诚歌颂的。

　　在《鼠疫》中，加缪赞颂了那些反抗荒诞、坚持真理和正义、保持沉静和谦让的勇者。在《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中，阿列克谢耶维奇也以一种悲怆的方式赞颂了承担苦难的勇气。可见，灾难背后，除了痛和恶，还有爱和善。而且，天空越是黑暗，越是能让人看到人性所闪耀出的熠熠生辉的光芒。对于这些光芒，应该去歌颂，去传播，以激发和鼓舞更多的人绽放光芒，化悲痛为力量。因此，歌颂是公共灾难的文学书写中趋近真善美的合理表达方式。但歌颂不是煽情的美化、盲目的乐观和虚假的谄媚，应建立在悲悯和反思的基础之上。

　　悲悯意味着心怀同理心，遵从“最小伤害”原则。公共灾难，尤其是重大公共灾难发生时，很多的家庭正在承受哀痛，此时不宜以话语狂欢的方式进行歌颂。在一个文明社会，扶助弱者、同舟共济、同情同悲是一种美德，“灾民或余悲，他人却欢歌”是一种冷漠，尤其当这种欢歌进入到公共的舞台上展示时，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残酷的参照。公共灾难的文学书写，要避免“灾难美学”，避免对灾难的阴霾进行美化，避免“抽象的歌颂，具体的冷漠”，要对受难者的个体苦难心怀悲悯。而这种悲悯必须是真诚的，而不是表演式的煽情。

　　《人民日报》公众号近期分别推送了名为《脸》和《手》的两篇文章，文字叙述较少，也很克制，更多地是通过一张张令人疼惜的图片向白衣天使致敬：医护人员脱下防护服后，脸上布满勒痕，手上长满红斑，但他们贴上创可贴继续冲锋陷阵。文章让我们明白，逆行者们的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双膝颤抖却依然前行；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歌颂背后真诚的悲悯打动了无数网友，推送被网友争相转发。

　　前段时间，钟南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赞了武汉：“一个劲头上来了，很多东西都能解决。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他说这番话时，几度哽咽，眼里闪着泪光，因为他心怀悲悯，深深懂得疫情播报的每个数字都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人，一具具正在受苦的肉身，一个个焦灼难安的家庭；他对这座城市的人们和关心着这座城市的人们为这场灾难承担了什么、奉献了什么感同身受。也正因为此，他对武汉的称赞感动了中国。

　　因此，在公共灾难万家哀伤的凝重气氛中，歌颂一定要保持清醒与冷静，避免陷入到一种盲目的激情和天真的乐观当中。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如果没有这个环节，我们会很容易陷入“割伤-包扎-歌颂-再割伤-再包扎-再歌颂-再再割伤”的死循环。反省有助我们远离谄媚，远离歌颂的习惯性反射，明白谄媚对于歌颂而言，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公共灾难沧海横流的悲鸣中，在英雄本色的衬托下，谄媚越发显得浮夸、虚伪、价值观错乱与人格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