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懿：写出与我相似的人的影子

□李泽凡

李懿

1993年生于澳门，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澳门笔会成员。曾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有作品连续多年被收入《澳门年度文学作品选》。

科幻比单纯幻想更深刻

李泽凡：您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写作的？

李懿：抛开每次语文考试都必须写的作文外，我第一次真正的写作，是在中学的一次暑假里。当时，我的语文老师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创作出一本作文集。也就是在那时候，我萌发了“写出一个故事”这样的想法，于是写出了我人生中的第一篇正式的短篇小说，讲的是爱因斯坦在未来世界复活的科幻故事。也正是因为我的母亲很喜欢那篇文章，所以我才对写作产生了好奇与向往。

李泽凡：从第一篇小说开始，您对于科幻主题一直抱有极大的兴趣，为什么？

李懿：早期的时候，我之所以喜爱写科幻主题，是因为科幻故事允许人在写东西时跳出现实框架，随心所欲，不需要太多的顾虑与设计。不过后来，在阅读了更多的科幻作品、观看了更多的科幻电影后，我意识到，科幻其实可以比孩童的单纯幻想更为宏大、更加深刻。科幻主题很多时候，重心是在于讲述人类在未来会遇到的种种困境：在想象的未来里可能会进行的沉思。这样一来，虽说情节确实超出现实之外，可故事的核心依旧在人身上。科幻，或者说软科幻，实则还是人的故事。比如，我在读大学前写的一篇短篇科幻小说，《珍珠从天而降》，说的是资源枯竭的地球上，一个女人和一个机器人，在诗歌协会聚会时相遇并相爱。虽然它有着不同于现实的科幻外壳，但说到底，它仍是一个孤独者的爱情故事——因为这才是我想去探索的东西：孤独和爱情。

考虑到环境对人的影响

李泽凡：作为一位九零后写作人，您的写作带着您这一代人什么样的印记？

李懿：一个人无法代表一个群体，更不用说一整代人，而我的写作，是建立在我的所见、所听、所闻和所想之上的。因此，我只能说我写出的东西中，或许是有一些与我相似的人的影子。

九零后现在大多已经离开校园，却还未完全到成家立业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我们不可能不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迷茫：一方面，我们已经不再是被百般挑剔又小心呵护的孩童，现在人们关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零零后身上，而我们也终于要接受自己已经成为“大人”的这个事实；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新的应对机制，从而以一种更成熟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甚至在这尴尬的适应期里，开始面临失去理想与存在意义的危机。独身一人的青年在异乡朝九晚五，下班后，于窄小的出租屋里一边吃外卖一边看手机，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典型九零后的生活。而我现在想要描绘、探究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群体。

李泽凡：您出生于澳门，在上海读大学，所处环境的转变是如何影响您的写作的？

李懿：澳门和上海是两座截然不同的城市。澳门是我的家乡，家乡给予了我极大的安全感。每次我离开澳门时，都不会有依依不舍的情绪，因为我深知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地方来的。

但上海也并非那样陌生。我父母年轻时是在上海生活，在家里交谈也经常会用上海话。虽然在读大学前，我从不曾正式在上海生活过，可当我真正是一个人在上海学习、居住时，我并没有什么彷徨不安的感觉。城市是我熟悉的城市，语言也是我能听明白的语言。

然而，我的确感觉到了两座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一点也的确影响了我的写作。在澳门时，我关注的主题多是人本身，比如爱情、欲望、矛盾，等等。来到上海后，我慢慢发现，大城市的人是活在一条金河里。没什么是比满是摩天大厦的不夜之地，更能激发出人的物质欲望的。上海是一个环境决定人而非人决定环境的城市。怎样在现代都市的巨大阴影下生活，成为了所有都市青年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不管他们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这样的现状也确实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式，使我在写故事时，也会考虑到周遭环境对人的行为与决定的影响力，而不再是像以前一样，让角色们仅凭一腔热血行动。

懂得“乡音”对人的重要性

李泽凡：那么，地方语言的变化对您的写作会有什么启发吗？

李懿：在澳门，我会因为能听懂路人的上海话对话，而产生一种隐秘的快乐；同样的道理，若是在上海的街头能听到有人说粤语，我也会备感亲切。在这之前，我从来不曾有过在写作时用上地方语言的想法，但开始在上海生活以后，我才真正懂得“乡音”对人的重要性：群体意识、自我定位和人对于地方文化的归属感，这些都是地方语言能引导人去思考与感受的事情。

在写《扁平人》的时候，我尝试去描述一个在澳门生活的上海人，因为粤语不好，在日常生活中备感尴尬，甚至觉得自己是被这个地方排斥着，仿佛一个卡在嗓子眼里的异物。我曾与一位广东朋友有过这方面的交流，他坦言自己完全无法理解或喜爱所谓的“中原文化”；我也曾和一位上海的朋友有过类似的讨论，他也同样对“北方”不抱有好感，悲观地认为上海话与上海文化已经濒临失传。尽管后者所坚守的东西，在前者看来其实是入侵自己家乡的外敌，但两个不同地方的人，居然有着同样的顾虑与担忧，虽说地方与文化背景不同，同一代人所关注的，实则是同样的议题。然而我们相互间，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分歧，我们的生活也可能因为文化认同感，有着某种轻微的错位，这样的现象使我觉得十分有意思，也是我现在最感兴趣的小说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