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文化自信 书写时代之光（我与新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步入新时代,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雄伟壮丽,美术工作者满怀希望,取得了新成果,展现出新面貌。我们坚信,中国书画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加多元、开放、包容、充满活力。

我很幸运,赶上了好时代。

自幼及壮,由壮及老,我在艺术创作领域不断探索。教书育人,我在教学岗位不断加强实践,终于桃李芬芳,为现当代中国画艺术的发展和专业美术院校学科建设贡献了一己之力。

1920年,我出生于山东招远的石对头村。祖父和父亲均擅书,舅父王友石在北平艺专当老师,是陈师曾的弟子,也是我儿时的偶像。二十一岁,我只身投奔舅父,三年后如愿以偿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国画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调入河北高中,肩负起以美育人的重担。三年后,我又被调至天津河北师范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前身)美术系教书,这一教就是几十年。

先生们的教导,让我深深感受到为师者的责任和榜样的力量。我也同样要求自己和学生——学生拜见老师,一是不能带东西,二是必须带作品;老师见学生的画必评、必改。凡有学生作品入选全国书画展,老师送学生一幅作品,以兹鼓励。

1958年至1984年,学院随时代的需要不断调整。从担任河北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副主任,再到天津美术学院副院长,我一边着手重大任务——为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天津厅等作画,设计玉兰、藤萝木雕屏风画等;一边带领师生写生创作,思考如何更好开展教学。

因为深知良师的重要性,我陆续聘请李苦禅、李鹤筹、蒋兆和、溥雪斋、溥松窗、叶浅予、吴镜汀等名家来校任教。一方面外聘名家调动社会力量,一方面把优秀的学生留下来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培养,充实各个专业的学术力量。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建设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为后来天津美术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天津美术教育奠定了基础。

美术教育中,教材很重要。一开始,学校的教学资料不多,我便自己动手写教材,陆续编绘出版《百鸟画谱》《孔雀画谱》《动物纹样》等几十种图书。这些教材多次再版,不仅得到各大美术院校师生的认可,也受到社会上广大美术爱好者的喜爱。我还主张教师在教学中不能光讲,要边画边讲,为学生留下可供临摹、研究的课徒画稿。有时我也会去书摊、画店淘些书画佳作送给学生临摹。

记笔记对创作和教学,也是很好的习惯。前几年,学生们在天津举办一个我的研究展,展出我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三十余本艺术日记。这些工作之余、烛火之下的记录,绘有各种花鸟的结构、山水的构图,写满了画法纪要,是我历时五十余年的坚持。此外,我鼓励学生多外出写生,因为只有充分感受时代新气象、充分了解现实生活中的万物形态,才能摆脱对经典的模仿,使作品更加鲜活。

几十年的教学工作使我明白,教育学生,首先是要倾囊相授。在这方面,我自己一点也没有保留,唯恐学生学得不深不透,唯恐自己知道的没有有效地传给学生,所以总是兢兢业业备课、认认真真辅导。其次,我不主张学生长期只学习老师的画法,他们应当开阔视野、自取所需。一个好教师应该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学生领进自己的“家门”,而后,还要像送客一样把学生送出去,告诉他们应该“投奔”哪里。还有,我不怕学生超过我,我希望多看到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好学生。只要他们能画好,能出成就,我甘愿当他们的上马石。为学生改画、题画、合作画等等,我都很乐意去做。

小写意花鸟是我的艺术主攻方向之一。我一路见证了新中国花鸟画发展历程,深切体悟到深入生活、贴近传统的重要性。我们常说,离开传统的艺术是无根之木,没有创新的艺术是不流之水。花鸟画自唐成为文献记载中的独立画种,历经代代传承,积累了无数宝贵创作经验,新中国美术工作者更需立足优秀传统、厚植文化自信,写时代之光。

虽然我常画的还是鹰、竹、梅、鸟雀等传统题材,但表达的意义和抒发的情感确实和古人有所不同。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花鸟画也应呈现借古开今的时代新貌,开创贴近大众、生动鲜活的现代花鸟画风。中国画不求形似,又不离形似,在形神兼备方面要求极高。几十年来,每画一张画,我都用心琢磨、不断改进。例如,1977年,我与学生霍春阳合作完成的作品《山花烂漫》,是在充分观察、体验后完成的,作品洋溢春的气息,寓意祖国春天的来临,获得广泛的关注和好评。

对鸟的专门研究,是我投入心力较多的一个领域。我将西方绘画讲求的透视关系、解剖学原理,运用到对鸟的结构分析上。我研究麻雀等各种常见鸟类的造型结构、姿势动态,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教学法。以前,我基本不画飞着的喜鹊、斑鸠,怕画不好。后来我狠下心,一口气画了上百张飞着的喜鹊、斑鸠,既画速写、默写,也参考别人的佳作,结果斑鸠和喜鹊真的都“飞”了起来,连近似的山喜鹊等鸟类也“飞”了起来。故有人称我的小写意花鸟“花香鸟语、独成一家”。

晚年,我对花鸟的表现,注入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保护意识。我画了一批珍稀动物,如朱鹮、白鹳、苍鹰等,借此呼吁人们保护生态环境。

年近九十时,我开始主动调整心态,和自己身体的衰老对抗。那时候,我尚能在生日当天早起,乘兴写一张字自述:“兴来技痒,弄笔泼墨:孙其峰九十岁生日自况。”如今,我大多数时间只能躺在病床上,但是只要有条件,我还是会写写画画——用铅笔写写日记,画点小构图,哪怕是一边思量,一边用手空画。

人生要“知足,知不足,不知足”。我为“三知”刻有一方印,边款题曰:吾自奉、自省、自修,每以此八字为座右铭。“知足”,是因为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已经够多了,超过我想象的不知多少倍,我已经很知足了;“知不足”,是一种自律,不管是绘画技法、思想认识,还是待人接物,都要经常审视自己的不足,继而改进;“不知足”,则是一种治学态度,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治学求是则恒不知足。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直到现在,我的床上还放了好多书,老是老了,还是感觉有看不够的书,画不够的画,写不够的字。

七十年,对于中国画艺术的发展而言,意味着无数个充满改变与挑战的日子。如今,美术创作、教学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美育工作也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是我们美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步入新时代,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雄伟壮丽,美术工作者满怀希望,取得了新成果,展现出新面貌。我们坚信,中国书画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加多元、开放、包容、充满活力。

欣逢盛世,何其幸哉!

(作者为天津美术学院终身教授)

《人民日报 》(2019年11月18日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