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各省陆续公布高考分数线,接下来就是报志愿这一“头等大事”了。选择专业这事儿很重要,因为对很多人来说,高考是改变人生、追寻梦想最重要的机会,填报志愿必须“慎之又慎”;但又不那么重要,因为高考也不是“一考定终身”,很多人在之后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找到了自己真正所擅长、热爱的方向。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几件大咖(很大很大的那种)选专业、换专业的逸事,他们有的从一而终,有的“半路出家”,但都不妨碍他们成为业界翘楚和国之栋梁。人生很长,慢慢来,不着急。
鲁迅
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母亲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入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阔了视野。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学习期间成绩优异,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鲁迅之所以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只是没过多久,他就改变了想法。
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民族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
后来,鲁迅在散文《藤野先生》中回忆道: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件事对鲁迅的触动极大,可以说是他“弃医从文”的导火索。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的思想基础。
胡适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但令青年君意想不到的是,胡适最初的专业却是农科。
1910年,胡适公费考取美国康奈尔大学。在出国时,哥哥专门从东北赶到上海为弟弟送行。哥哥特意嘱咐胡适,要学点有用的,千万别学什么文学、史学、哲学,将来不好找工作。胡适很听话,到美国后,选择了农科,决心扎根农业。
胡适后来在台大法学院的演讲中回忆道:
记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费出洋,我的哥哥特地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临行时对我说,我们的家早已破坏中落了,你出国要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他要我学开矿或造铁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万不要学些没用的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我说好的,船就要开了。那时和我一起去美国的留学生共有七十人,分别进入各大学。在船上我就想,开矿没兴趣,造铁路也不感兴趣,于是只好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要学有用之学,当时康奈尔大学有全美国最好的农学院,于是就决定去学科学的农学,也许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吧!那时进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当时最好的农学院,且不收学费,而每个月又可获得八十元的津贴;我刚才说过,我家破了产,母亲待养,那时我还没结婚,一切从俭,所以可将部分的钱拿回养家。另一是我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将来学会了科学的农业,也许可以有益于国家。
胡适的成绩很优秀,门门功课在85分以上。一年后,由于可以多选两个学分,胡适又选择了果学,主要就是种植苹果。正学着带劲,他突然发现,安徽老家没苹果,就连自己想去的胶东半岛也没有苹果。就业无望,前途渺茫,胡适陷入了沉思。自己到底要学什么呢?此时,他想起古人一句话,那就是“性之相近,力之所能”,意思就是要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自己的兴趣。
“性之相近,力之所能”也恰恰是美国大学教育所看重的,因此,胡适转系比较顺利,如愿转到了文学院。胡适认为,不管社会将来是否需要,只学自己喜欢的。家人与朋友的意见,可以做参考,但还是要遵从自己内心的追求。果然,胡适在文学院如鱼得水,肆意在文学的海洋里畅游。四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又成功报考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选择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为师。老年的胡适回忆起这段经历也曾唏嘘不已。他告诫年轻人,十八九岁的年龄还只是学习阶段,不要太过功利,要勇于追求。
钱伟长
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之一,开创了中国大学第一个力学专业,为中国的机械工业、土木建筑、航空航天和军工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应用数学之父”。
中学毕业后,凭借着中文和历史双满分,钱伟长被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最终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历史系。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钱伟长拍案而起:“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决定要转学物理系以振兴中国的军力。”
1940年,钱伟长考取了公费留学生,由于战争原因,被改派到加拿大留学。而后,钱伟长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弹性力学,1942年,钱伟长又获得多伦多大学数学系博士学位。在1942到1946年间,钱伟长师从西尔多·冯·卡门,在火箭、人造卫星以及降落伞等领域进行研究工作。
抗战结束后,他放弃高薪研究岗位,回国应聘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开创了我国大学第一个力学专业;就任上海大学校长27年间,不拿学校一分钱工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顺逆交替,荣辱数变,钱伟长的“力学曲线”始终围绕着国家利益这一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