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历史，书写时代， 才能产生伟大作品

□陈晓明

首先我要再次感谢羊城晚报的全体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设了花地文学榜，这个榜坚持了六七年了，在全国都有影响，获得“年度文学评论”对我来说是分量很重的，“金榜题名时”，非常值得庆贺。

我知道这是评委们对我的一个鼓励。我今年整整60岁了，这是花甲之年非常美好的时刻。衷心感谢！我可以厚颜地说，《无法终结的现代性》是我60岁的代表作，我非常看重，是我最近五六年的努力，所以我非常激动，对我今后重新出发也是一种激励。

回到主题“文学与时代”。我的这本书主题是：无法终结的现代性，副题是：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其中专门有一章谈到当代性。究竟什么是当代性？当代性跟我们说的时代性是有关系的，我们中国的文学和时代的关系非常密切，从古至今，从刘勰的“文变染乎世情”到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都非常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我们常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也是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文学存在的意义也是它与时代、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韩愈说“文以载道”，这个“道”就是说文学要站在时代的关节点上、能够说出时代的道理。

随后进入现代，我们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次变革。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20年代的文学几乎就是为时代而歌的文学，与时代紧密相关的文学。像田间17岁写下：“如果你不去战斗，敌人就会用刺刀指向你，你就会被枪杀。”17岁的孩子写的诗充满了时代的号召力。20世纪成就了那么多作家，从鲁迅到五六十年代的“三红一创”，这都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学和时代的密切关系这是中国从古至今都关注的问题，尤其在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又被进一步强化。像赵树理这样的“问题作家”，用作品反映时代的问题；茅盾写的《子夜》也可以说回到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柳青的《创业史》也是要回答当时中国农村社会要向何处去的问题。但是，我也会看到，作家和时代的关系到了九十年代就呈现为另一种面貌，从《白鹿原》开始对历史、时代的反思。

西方也有一些理论家探讨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他们认为有绝对精神在里面，跟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更深地把握时代。尼采就说自己跟时代保持了一定的边缘性。文学对时代的关注不是简单关注问题，而是包含对历史的洞悉，去书写历史，书写时代，才能产生出更加伟大的作品。

（金羊网记者 孙磊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