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皇庆寺忆事：常沙娜和常嘉皋的姐弟情

　　1959年夏天摄于莫高窟九层楼前(左起)常书鸿、常沙娜、常嘉皋、常嘉陵、李承仙。

　　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它是中国石窟寺中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最古老的艺术宝库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座落在莫高窟中寺的皇庆寺，是早在唐宋时代就存在的一所重要寺院。在历史的沧桑中几遭兵火而毁。清朝道光辛卯(公元1831年)又重新修建了莫高窟上寺的雷音寺和中寺的皇庆寺。正是这个皇庆寺，可以说是我成长的圣地！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要追溯到我父亲所著的《九十春秋》中的那段话：“1943年3月24日，我们六个人盘坐在千佛洞(莫高窟)中寺破庙的土炕上共进晚餐。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主食是用河滩里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菜是一小碟咸辣子和咸韭菜。这是来敦煌的第一顿晚餐，也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敦煌的一切，百废待兴、思绪万千。

　　1987年9月22日，常书鸿和李承仙重返皇庆寺，在院内梨树下留影。

　　我大姐所著《黄沙与蓝天》一书中，是这样描述她来到敦煌莫高窟皇庆寺的第一印象，“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莫高窟,可惜不记得那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是1943年的11月几日了。只记得已经是冬天,千佛洞前宕泉河里的水已经完全冻结，变成了一条宽宽的、白白的冰河。迎接我们的晚饭准备好了,摆在桌子上，一碗大粒盐、一碗醋、一碗水煮切面,面条短短的。我愣了,问爸爸有菜吗？爸爸回答说：这里没有蔬菜,今天来不及做好吃的了。他只能劝我们，你们先吃吧,以后慢慢改善。明天我们就宰羊吃肉！大姐说：永远刻在记忆中的那第一顿晚餐，一碗水煮切面，除了那碗盐、那碗醋，还有爸爸那无奈的神情。我觉得心里酸酸的，觉得爸爸很可怜，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下，他除了工作，还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又要安慰，又要劝导，他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太重了！”

　　1948年李承仙、常沙娜、常嘉陵摄于皇庆寺院里（时间为李承仙标记）

　　当年有一批年轻的艺术工作者慕名而来，其中包括我父亲的学生董希文和他的妻子张琳英等人。他们的到来为我父亲增添了左膀右臂，父亲把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了工作中，没有时间顾及家庭。但现实是残酷无情的，敦煌本来就地处西北边陲，而在戈壁滩中的莫高窟是距离敦煌县城五十里外的孤僻之地，其艰苦的环境对于一般人来说可想而知。因为这里与城市的生活隔绝，日久就会产生精神上的异常孤独。陈芝秀的不辞而别也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在精神层面上对父亲的打击很大！正因为这样的孤独与伤痛，让他决定舍弃一切，奉献艺术，把身心完全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

　　常沙娜2018年10月5日拍摄于莫高窟皇庆寺院内梨树下 (毕力力提供图片)

　　我大姐当年只有14岁，为给家里分担解忧，她从酒泉的中学转回到敦煌中学。她边上学边照料弟弟，有了空余时间就跟随父亲学习临摹壁画。大姐说："爸爸给研究所作出了明确规定，并一再强调，为了保护壁画，临摹一律采用对临的方法，不许上墙拓稿。所以那时除了用现成的稿子，都用打格对临的办法来学习。"大姐也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练就了她艺术的童子功。她说："爸爸有空就过来指导我，用中心线找构图关系，人物比例，还要抓握住人物特征……虽然对临难度大，但迫使自己把眼睛练的很准，提高了造型能力。我学习素描基本功就是从临摹壁画开始，绘画基础就是那样打下来的。”大姐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勤奋好学的精神，努力吸收敦煌艺术的各种精华，莫高窟皇庆寺也成为她的艺术摇篮与避风港。

　　2004年8月摄影于皇庆寺院里(左起)崔冬晖、常嘉陵、常沙娜、李最雄、叶文玲、常蘭、刘渊、常嘉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本来应该是举国同庆欢欣鼓舞的日子。但接踵而来的却是我父亲意料不到的变故。他在《九十春秋》中这样写道：“由于日本战败投降，一些职工希望尽快回到过去的敌占区与亲属团聚，有的无心再呆在这个边陲荒凉之地，想尽早离开这里，因而，接着而来的就是一个散伙“复员”的狂潮……几年的艰苦岁月，这些洞窟中留下了我们辛勤的汗水，而这些艺术珍品也在艰苦环境中给了我们欢乐和欣慰。思前想后，我默默发誓，我绝不能离开，不管任何艰难险阻，我与敦煌艺术终身相伴。”到1945年底时，研究所仅剩下窦占彪和范华两位工友。1946年，父亲去重庆招聘员工时，我的母亲李承仙主动应聘，经过父亲各方面的观察和考核认为符合条件，同意带她前往。当时，我的母亲因为我的外祖父有病，她得延宕在家中一段时间，没能同行一块去敦煌。常言道:“自古好事多磨难，自古瓜儿苦后甜。”我父亲在《九十春秋》一书中做了这样描述:″第二年，我的好友沈福义，学生毕晋吉把我的经历告诉了她，之后，沈、毕二君一直观察她的行止，为她去敦煌的意志所打动，他们认为她会和我一样成为'敦煌痴人'，于是替我谈到我们的婚事。1947年9月，李承仙从成都赴兰州，我从敦煌去兰州，在那里结婚后，一起回到敦煌，从此我们成了一对'敦煌痴人'。”我的父母亲从此将自己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对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的事业中去。

　　母亲李承仙抱着常嘉皋正在皇庆寺院内观看鹦鹉鸟，摄于1956年夏天。

　　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在兰州出生后。我的童年一直跟随在父母身边，从我记事起就知道，莫高窟皇庆寺前后有两个院子，前院子有两颗清代留下的老榆树。各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室和会议室及我父亲的办公室。后院是我们的家，有三间房，我跟父母睡在里屋的大土坑上。院里有一棵长把梨和一颗酥木梨树，我稍微大点了，父亲就教我给梨树施肥浇水，所以梨树每年都结很多又甜又香的果实。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从外地带来了一对鹦鹉，天气热时鸟笼就挂在梨树上，母亲有时间时就抱着我去逗鹦鹉玩。

　　皇庆寺院内，左边是长把梨树、右边是酥木梨树2016年拍摄(孙毅华提供图片）

　　鸟笼由院子里的梨树和各种花草衬托着，母亲对我说，这就叫鸟语花香。更使我难忘的是院子里的那座小地窖，它记录着我的欢乐和悲伤，欢乐的是里边可以贮藏很多瓜菜水果慢慢享用，悲伤的是我做错了事，父亲就会严厉地惩罚，把我关进地窖锁上窖门，想逃也逃不出来。但这些记忆，今日回想起来，却满是温馨！

　　2014年11月常嘉皋留影于皇庆寺院内地窖，手拿的是锁窖门用的锈迹斑斑的扣子。

　　现在，莫高窟上寺的雷音寺和中寺的皇庆寺，已经成为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陈列馆由敦煌艺术研究所展览室、敦煌文物研究所展览室、敦煌研究院展览室、常书鸿先生故居、常书鸿先生办公室、常书鸿先生油画复制品展览室、常书鸿先生敦煌学研究展览室组成。

　　敦煌莫高窟皇庆寺正门

　　我大姐1943年~1948年在莫高窟皇庆寺生活学习了五年，却秉持父亲的遗志，终生以敦煌艺术为教学、推广任务，在发扬敦煌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是1953年~1959年在莫高窟皇庆寺度过了我的童年，短短几年时间，这块地方包含了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也是一辈子的影响。我以我的父母亲与大姐为荣，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最值得骄傲的亲人！

　　2017年4月作者和大姐常沙娜在北京一块用餐。

　　今天是我大姐89岁寿辰，特以这篇文章来祝贺她的生日。祝：大姐身体健康，开心快乐！艺术之树常青！

　　2019年3月26日写于日本

　　作者简介  

　　常嘉皋

　　常嘉皋 1953年生于甘肃省兰州市，是常书鸿先生和夫人李承仙的小儿子。自小跟随父母在敦煌莫高窟度过了童年时代。出国前曾在甘肃省科技局、甘肃省科协、甘肃科技报社从事摄影工作。从小耳濡目染让常嘉皋先生对艺术有了自己想法与见解，1986年自费赴日本留学，进入日本语专门学校学习，1988年考入日本东京设计美术学院，1990年毕业。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常嘉皋先生选择就职于日本熊泽丝网印刷工艺株式会社，并将常年积累的丝网印刷工艺融入到敦煌壁画题材艺术品的创作中，工作之余将父母亲遗留下的珍贵资料整理发表，继续完成父母亲未尽的事业和未实现的夙愿。

　　图片除孙毅华、毕力力外，均由常嘉皋提供

　　来源： 《当代敦煌》微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