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总书记回忆起了一件往事,他说:“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人民作家柳青以其毕生的奋斗,带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启示。为了纪念柳青的业绩,弘扬其精神,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柳青在皇甫》一书。我参与了此书的出版策划,读过多遍书稿。我感到,这本收录当年与柳青一起工作,与柳青有过接触,与《创业史》的创作、出版有关的众多人士回忆文章的纪念文集,以大量具体而生动的真实故事和真切感受,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柳青作为一个人民作家的不同侧面和典型事迹,对我们走近柳青、了解柳青,有很多帮助与裨益。
扎根于人民之中
柳青在皇甫村安家落户的14年,人们通常看作是作家“深入生活”的典范。这样的看法没有错,但是只有这样的认识还不够。柳青从北京回到西安,从西安下到皇甫,都基于他的一个基本理念:“不要把文学当作个人的事业,不要断了和劳动人民的联系。”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深刻自醒与高度自觉,主导了他毅然决然地下到皇甫村,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而且做到了完全和彻底。
《柳青在皇甫》中的不少文章,都谈到柳青有关生活与创作关系的清醒认识。韦昕的《两个“尖端武器”》里谈到他1959年去皇甫村看望柳青时说到一些人对柳青的“自动下放”的不理解,柳青以肯定的语气回答:“作为一个作家,深入生活,研究生活,仍是第一位的工作。”针对一些人要多走多看的说法,柳青又回应说:“到处去看看,我不反对,但最好是在生活中扎下根去,深入生活,解剖麻雀,一个生产大队就是一个社会嘛。”郭盼生的《夜寻王家斌》里说到他去看望病中的柳青,谈及在皇甫的14年,柳青坚定地说:“我还是一句老话:要真正体验生活,必须深入生活;要塑造英雄人物,必先塑造自己。”柳青在不同时期所给出的这些说法,道出来的都是颠扑不破的文学真谛与人生真理。这种清醒的认识、坚定的信念,构成了他落户皇甫、扎根人民的根本动因。
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都记述了柳青在皇甫落户后的外在样态和工作状态。邓攀、冯鹏程的《县委门卫挡错人》这样描述柳青在乡下的样子:“身穿对襟布衫,脚蹬布鞋,老戴一顶西瓜皮帽,外出有事,常骑着他那掉了漆皮的自行车。”郭盼生的文章写到,因为柳青“从发动农民卖余粮,到组织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他熟悉了皇甫村的每一户人,皇甫村发生的大小事情,他都要弄明白,都要帮助解决好”,村里的干部感慨地说:“这里的合作化运动,柳书记是圈囤身子钻在里边,泡在里边的。”一个“钻”,一个“泡”,生动又形象地勾勒出柳青工作投入的深切与忘我,这样的一个状态,才配得上叫“扎根”。
徐民和、谢式丘的《在人民中生根》一文,有很多有关柳青在皇甫的描述:“在皇甫村,柳青过着和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他和村里的共产党员在一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和普通农民一起参加合作化运动,每逢集日,柳青也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农村的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也跟上群众,挤在人堆里,甚至大人小孩吵架,他也凑上去看着、听着……”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柳青“与皇甫村的庄稼人结成了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他能叫出村里几百个人的姓名,熟悉成百个家庭的历史和几辈人的性格。皇甫村的庄稼人也了解他。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黑瘦的老汉,也是个庄稼人。”这里实际上也说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柳青已经把自己“农民化”,也等于实现了“去作家化”。他在改造旧有的自己,重塑全新的自己。这也是柳青落户皇甫村的本意所在,扎根人民的最大收获。
与人民一道前进
柳青把文学看成整体事业的一部分,也把自己看成建设者和劳动者的一分子。这使他在皇甫村的14年,深入生活不只为了创作,工作范畴远远超出文学。李若冰在《柳青是个大写的人》的文章里特别指出:“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柳青)都是自觉地到人民中间去生活,直接参加人民的斗争实践。”“在长安县,他和农民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变革现实,为长安县的互助合作运动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不做皇甫人的座上宾,不做生活的旁观者,既与人民一起生活,又与人民一道前进,这是柳青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全新诠释与独到发挥。
许多人在文章里都谈到柳青以积极建言和深入工作的方式,给村民、村貌带来的改变。安于密的《安家皇甫村》讲道,“柳青自始至终参加了王家斌胜利农业社的试办工作,为长安县的农业合作化建树不小。”说到柳青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也不写稿子,只在烟盒上列个提纲,但讲得通俗生动,引人入胜,下面的人们听着听着就身子往前倾。”张家谋等人的《皇甫塬畔话柳青》,在讲到柳青不仅“百事问”,而且“百事管”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柳青跟着农民往塬上送粪,一路上“气喘得歇了好几次”,领略了农民的过分辛劳之后,他提议“在塬上建立生产点——把饲养室、打麦场搬到塬上。”这一提议得到群众拥护,随后就很快在塬上建立了20多个生产点,减轻了农民的生产强度,也提高了粮食产量。还有一个是滈河北岸的农民在河南种水稻,来去渡河不方便,柳青就建议修一座大桥,从此“联通了滈河南北,便利了群众生产”。就这样,柳青为皇甫村尽心竭力,皇甫村也因柳青而面目日新。
关于柳青捐赠《创业史》全部稿费一事,王峰的《无私奉献捐稿费》详细叙述了个中细节,并全文引述了柳青就捐赠稿费一事写给王曲公社的一封信。这封信在说明稿费捐赠的数目与用途后,特别提出一定不要“宣布”和“宣扬”,显示了柳青只想办实事、不想务虚名的高风亮节。据知,王曲公社利用这笔款项办起了农械厂,在大社分家之后,农械厂的这处房屋与房产划拨给王曲医院,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在皇甫村扎根落户的14年,皇甫村改变了柳青,使他变得更有主体能动性和超强战斗力;而与此同时,柳青也在以他的呕心沥血和夙夜在公,深深影响着皇甫村的人们,渐渐地改变着皇甫村的土地,出色地践行了与人民一同生活,与人民一道前进。
为人民树碑立传
柳青落户皇甫,把自己融入农村现实,扎根于人民群众,在此基础上再观察生活,研究生活,积累素材,提炼感受,进而创作小说,检验作品。这样一个从生活到创作的实践与写作的路径,可以概括为:在生活中与人民同心同德,在写作中为人民树碑立传。
《创业史》如何生成于皇甫村,“梁生宝”如何引动了柳青,许多文章都从不同侧面记述了其大致过程,那也是来自于皇甫村的沸腾生活,出自于皇甫村的各色群众。冯鹏程、邓攀的《慧眼巧识“梁生宝”》里写到,柳青在1953年秋季听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说到王家斌的事迹,想起曾在晒谷场上见过这个小伙子,不卑不亢的王家斌当时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柳青放下手头正在写的《恨透铁》的稿子,立刻就去滈河南岸找王家斌,“在家斌的草棚檐下,整整交谈了一个上午”。王家斌不幸的身世,入党前后的思想变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对未来的憧憬,“深深地牵动了柳青的心,自此以后,柳青时刻注意王家斌的行踪。王家斌在乡上办事,他就在乡上了解;走到区上,他就到区上了解;王家斌到外地做报告,他就跟踪到当地打听;王家斌到县上开会,他就反复问县里干部,他在会上说了啥,啥动作,啥神态……把外界对于王家斌的反映,一丝一毫都记在心里。”因为在跟踪观察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目睹了这个农村青年的可喜成长,觉得他身上葆有时代新人的气象,柳青在《创业史》里以他为原型,饱含激情地塑造出梁生宝的典型形象,把这个向人们大步走来的农村新人写得血肉饱满,读来令人为之感动,为之纫佩,也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典型形象。
晓扬的《人群之中找原型》谈到《创业史》里的人物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原型时说道:“在《创业史》里,细心的人和了解柳青的人,都会在书里找到梁生宝、冯有万、姚士杰、任老四的模特,他们的生活原型就是皇甫村的人,西王莽的人,王曲镇的人。”可以说,柳青的《创业史》,基于皇甫村14年的生活感受与人生体验,把众多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兄弟,化为作品里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写他们走向新生活的行进情形与心路历程。在这个意义上,也完全可以说,他是以写作为农民代言,以作品为人民立传。
《柳青在皇甫》一书中的不少文章,都写到柳青的《创业史》发表之后受到农民读者的普遍喜爱,柳青病逝之后皇甫人的巨大悲痛以及恒久不断的深切怀念。这一切都信而有征地向人们表明:为农民代言,必为农民所铭记;为人民立传,必为人民所颂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