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灵魂”在高处

“活的灵魂”在高处

读《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有感

李宜航

毛泽东的一些经典文章，就是为思想而生的。它的全部卓越和尊严，在于思想；它的全部任务和使命，在于思想；它的全部铸造和荣光，亦在于思想……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这样的不朽之作。它不重于蹙金结绣，也不美在炳炳烺烺，而是以思想制胜。从表面上看，它给我们提供的是工作、思考的工具：有些是过河的“桥或船”，有些像盖房的“柱或梁”，有些又介乎“桥或船”与“柱或梁”之间。而实质上，都是毛泽东思想在贯穿始终，唯物辩证法在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实事求是”这个特质在冒着热气儿、闪着露珠儿。

为什么这么说呢？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我们细细体会《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的“十二条”，哪一条不蕴含着、体现了这三个基本方面呢？可以说，条条可以寻到根、条条能够归大海、条条指向“诗和远方”！所以，我们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在工作中铆好“柱或梁”、行稳“桥或船”，就是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从这个意义上来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会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就不会拘于时空、泥于字词、形于表面。

我反复读过《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二三十遍总是有的。每次读，都会感觉不同，都会有新意汩汩而出，若“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到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这种神奇的阅读体验，是极少的。这次从“活的灵魂”这一视角重温，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许多宝藏亟待我们发掘……虽然仍无法洞中肯綮，但可简要地把它包含的内容、体现的质素、蕴藉的要求归结为九个方面的认识：一，规矩意识。如“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二，问题导向。如“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三，民主精神。如“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四，务实作风。如“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五，领导艺术。如“党委的同志必须要学好‘弹钢琴’”。六，团结能力。如“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七，科学方法。如“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八，全局观念。如“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九，战略思维。如要胸中有“数”,等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九个方面的认识，只是自己加深理解的一种解构，一孔之见，不足为训；这九个方面“分守要津”，都是轾辖之桎，亦无先后轻重之分。

蕃篱之鷃，力有不逮，这里只着重谈三个方面的体会和认识——

一，它强调了规矩意识

规矩就是紧箍咒，让龙归大海、虎奔高山之时，有敬畏、知边界、明底线。

刘伯承元帅回忆说，1949年刚解放进城，六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他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

是的，必须讲规矩。没有规矩，就会一团糟，就会打败仗，各行其是必然是是非非，各行其是必然一无所是。2013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专门讲：“就拿我们现在开会的这间屋子来说，意义就非同寻常。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原来，1948年 9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间屋子里召开了扩大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等等。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要在学习掌握其中蕴含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下工夫。

健全党委制的目的，就是立规矩，“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一方面，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好委员的作用，让大家动作整齐。《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的十二条，严格来讲都是围绕党委书记怎么当、怎样实行集体领导这个主题来展开的，它对当好“班长”讲了很多条标准，如“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力戒骄傲”、“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等等。简言之，党委书记要带好班子，遇事多商量，不能搞“一言堂”，让委员形同虚设。另一方面，党委委员要听指挥，不能自己另搞一套，唱自己的曲儿，弹自己的调儿，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说到底，得跟着走，管好分工的一摊子，给班长提供助力而不是阻力。也就是说，领导之间必须要讲配合、重协调，不能各自为战，不能搞“独立王国”，不能围观“独角戏”……彼此有了分歧，甚至起了冲突，也不要紧，开个会，都摆到桌面上，大大方方讨论，也就迎刃而解了，千千万万不能背后议论、桌子下面踢脚。毛泽东把方法讲透了：“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都守规矩，百举百捷，“塍蛇无足而飞”；都不讲规矩，那就糟透了，连芝麻绿豆般的小事也办不好。看过《毛泽东书信选集》的同志都知道，为了守规矩，毛泽东写了多少封拒绝给亲朋故旧安排工作、给予特殊关照的信啊！著名烈士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同窗好友。为了让这位“年长课繁，难乎为继”的人民教师老有所依，有人托毛泽东举荐她为文史馆馆员。为此，毛泽东专门致信秘书田家英：“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

讲规矩，应该成为每一位领导干部的政治自觉——“如果你敢于宣称自己是受限制的，你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

二，它突出了务实作风

务实，是我们要求的作风，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点。他说：“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要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吹就是吹牛皮。”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开会，是检验干部作风是否务实的很好的“试金石”、衡量器。本来，它作为领导的一项重要工作，对研究问题、统一思想、协调行动至关重要。但现实中不少会议走了样、变了形、坏了本心，为开会而开会，以开会应付开会，瘠义肥辞，附赘悬疣……一些领导要么在开会，要么在去开会的路上，哪怕是到了会场，也是眼睛微微眯着，嘴角微微笑着，下巴微微托着，脑袋微微晃着……活脱脱一“呆萌”。更可憎的是，台上的讲了半小时，台下的回来传达变成一小时，层层加码，个个发挥，会越开越长。此风，往小处说是浮夸，朝大里讲就是惰政！

毛泽东重视开会，善于开会。来看看他是如何把会开好、开实的——

开会的目的是什么？毛泽东指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他还具体提出：一年开几次会，或者大会或者小会，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

开会的规模要多大？毛泽东分三别两：“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方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和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他还吐胆倾心：“小型会议最好商量问题，我对小型会议很有兴趣，时间不长，就地召开，这种形式最好。”

开会的程序怎么样？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弹射臧否：“‘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也就是说，程序要根据会议内容来定，科学而务实。

那么，具体该如何开好会呢?

第一，要出“安民告示”。毛泽东要求：“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他反对仓促开会：“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他更反对突然袭击：“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

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

防。”

第二，要写好发言稿。毛泽东主张出席会议的领导“均须写成发言稿”，“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他肌擘理分：“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

第三，要让人畅所欲言。毛泽东主张，必须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氛围，允许大家在会上发表不同意见。他说：“请大家评论，提意见，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这样，就更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

第四，要重视开会效率。毛泽东强调：“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原则是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他还直言无隐：“我最喜欢听典型，各地委要多讲典型。”

会开得务实，往往事半功倍。所以，毛泽东明确要求：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我们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要大力弘扬“务实开会”这一好作风。

三，它指明了科学方法

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语重心长：对任何事“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据老红军谭冠三回忆，红军转战到寻乌县时，毛泽东把他和宣传队的同志找去，问：你们在寻乌作了调查没有？谭冠三回答：调查了。毛泽东又问：那寻乌做什么生意的最多？谭冠三回答：酿酒、做豆腐的最多。毛泽东再问：哪几家的酒酿得最好？哪几家的豆腐做得最好？谭冠三哑口无言了。他们虽然在寻乌做了调查，却没有像毛泽东那么认真、细致。接着，毛泽东把生意最好的酒铺、豆腐店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第二天，谭冠三和宣传队员分头再作了一次补充调查，实际情况与毛泽东讲的完全一致。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最有力的科学方法。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头两篇便是毛泽东的调查研究论文。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篇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后，毛泽东还做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正是有了这些调查研究做基础，让毛泽东充分拥有了对于中国革命的发言权、决策权、指挥权。

看，毛泽东说得多精辟：“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再体会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的论述：“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陈云也说过：“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些决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说到底，根子还是在于调查研究少了一点，“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一封令我一直感慨万分的信。1961年5月6日，毛泽东致信四川省委李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

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那些矜纠收缭、自诩怀珠抱玉的同志，读完这封信会作何感想呢？对，赶快打起背包，到群众中去“一杖一条痕”地做些调查吧！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必须把“调查研究”这个最根基的本领、最科学的方法掌握好。

规矩意识，务实开会，调查研究……无不浸润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之中。所以，我们说《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饱含着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一篇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的光辉文献。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重温这篇经典。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活的灵魂”在高处，让我们钻坚仰高、不断学习吧。

[作者李宜航，系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第1期）学员，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羊城晚报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