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文与论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彦 火 发表时间:2018-01-21 22:59

余光中先生的散文已臻出神入化之境。纵观五四以来的散文,作家在抒情、叙事、咏物、写人、说理、议论、表意等领域写得出色的,不乏人在,能够在幽默、讽刺、情趣、理趣间挥洒游移,为数也不少。至于要在这些散文里找出色的壮丽的写景文字,则颇为罕见,反观余先生的散文,字里行间俱见这方面的功力。

散文贵在以小见大、以微见著。这不光要有蕴藉的意绪,还包涵苍劲的笔力。正是余先生的散文过人之处。余先生一生都奉献给教育事业,他曾在六间大学任教。且看他在文字上对这六年教学生涯的布局和点睛:“从指端,我的粉笔灰像一阵漾漾的白雨落下来,落湿了六间大学的讲台。”(《左手的缪思》)余先生以“粉笔灰像一阵漾漾的白雨落下来”,形绘他教学的勤快和频繁,短短三十个字,稍加咀嚼,不难体味其中翩翩的遐想和连绵的气韵。一句“落湿了六间大学的讲台”,丈量了他的教学生涯长度——漫漫的岁月。

都说好的文字是经敲打、冶炼、锻造出来的。余先生的散文是个中的范例。以下是余先先生的夫子自道——

“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一类的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搥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拚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这是何等的豪言壮语呀!余先生很多散文都漫漶着家国情,即使是在异国,也有异乡人对故国的浓浓怀绪。

余光中先生的诗作,堪可与他的散文媲美。余光中先生把古今中外的文化淬炼融化而成诗,说他典雅,却擅用现代手法;说他现代,也往往“古意盎然”。余诗的成功,是没有像一些现代派的诗,一味“横的移植”,也没有像“国粹派”,一味地排斥洋文化。可以说他是“纵横”捭阖,古典与现代兼收,中与西并蓄。换言之,古代与现代,中与西,成了余先生这位“酿酒师”的原料,通过糅合、发酵,酿成令人醰然欲醉的老酒,香味四溢。

以他的名作《白玉苦瓜》为例,套用黄维樑的话说:“《白玉苦瓜》不属于歌谣体;在用典叙事上,却与民歌、童谣同样朴实无华。不过,明显的用典虽然没有;与前人作暗合偶合之处,却有迹可寻。”

余光中先生的诗篇,伟哉如名山大川,愤慨如黄河怒吼,温婉如潺潺小溪,无不“缘情”,也兼“言志”。刘勰曾对中国古诗,分类为偏重国家礼俗政权的“诗言志”,和抒发诗人情感的“诗缘情”。余先生是两者皆取,既言志也缘情。余光中先生的诗篇,是他漫漫岁月、辛勤血汗孕育出的串串珍珠,灼灼其烨!

针砭时弊“火气”不减

余光中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在宝岛振臂高呼:“散文要革命!”他尖锐地批评了三种留着辫子的落伍于现代文学运动中的散文:一、夹杂难缠的洋学者和国学者的散文,前者因食洋不化而晦涩,后者因食古不化而酸腐;二、伤感滥情的花花公子的散文,做作地攀在泰戈尔的白胡子上唱童歌、说梦话。用起形容词来,挥金如土;三、专门生产清汤挂面无味作品的洗衣妇女的散文。他们把自己的散文说得干干净净,自以为推行的是文学的纯净主义,其实只是实行文学的赤贫主义。

这是对时下散文通病入木三分的针砭。余先生还首次提出了现代散文的三要素:弹性、密度和质料。弹性,是指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是采用各种其他文类的手法及西方句式、古典句法与方言俚语的生动口吻,将其重新熔铸后产生的一种活力;密度,是指散文在有限的篇幅中产生更强烈的美感;质料,则指作家在遣词用字的匠心对文字的精心锤炼与选用。这是达致好散文的必要条件。

余光中先生撰文批驳了要求散文宣传化、大众化的论调。许多宣传家强调散文的实用性和宣传性,而他见解是:“纯正的文学作品,正如辛克莱·刘易士所说的,也是一种宣传,可是它没有时空和对象的限制,它是最高意义的,永远有效的宣传,因为它不是实用的。”他还指出,“五四以来的散文创作在大众化上获得了普遍的成功,但从普遍的意义上来看,尚未臻于丰富精美的境界。我们必须自大众化的时代进入艺术化的时代。”

余光中先生文章火候已臻炉火纯青之境,但他晚年“火气”不减。前些年,他寄了一篇文章给我,题为《莫随瑞典老头子起舞》,直斥瑞典学院十八位老头(院士)的评审标准。文章指出:“诺贝尔文学奖颁赠迄今,已逾百年,得奖名单,颇有一些不孚众望而引起争议者,例如美国的赛珍珠、英国的吉卜林,甚至如丘吉尔与罗素,也予人‘捞过界’之感。反之,大作家如托尔斯泰、康拉德、纳博科夫、哈代、伍尔夫夫人、普鲁斯特等等却与诺奖无缘。所以诺贝尔文学奖是一项很不平衡的荣誉,坐令许多大作家、许多横海的巨鲸游过网外。”文章又说:“即使在西方,此奖仍不免‘死亡之吻’的恶名。海明威、川端康成都是此奖得主,纵有此奖加持,仍以自杀告终。莫言得此奖后,书虽畅销,却未获读者畅读。”余先生这一论断,颇有石破天惊之笔!

余光中先生是一棵枝繁叶茂、亭亭如盖的文学大树,于诗、散文、批评、翻译,样样能,件件精,在各个领域结下累累的果实。他曾说过:“无论我经营的是什么文类,其苦心一以贯之,便是对中文的敬爱与责任。”

收到余光中先生的新作:《中国古典诗之虚实互通》,是他读《瓯北诗话》的札记,一个月后,他却已仙去!瓯北是清代中期诗人赵翼,乃一介清官廉吏。余光中先生的这篇诗论,竟成了他的绝笔!

编辑:mu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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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文与论

羊城晚报  作者:彦 火  2018-01-21

余光中先生的散文已臻出神入化之境。纵观五四以来的散文,作家在抒情、叙事、咏物、写人、说理、议论、表意等领域写得出色的,不乏人在,能够在幽默、讽刺、情趣、理趣间挥洒游移,为数也不少。至于要在这些散文里找出色的壮丽的写景文字,则颇为罕见,反观余先生的散文,字里行间俱见这方面的功力。

散文贵在以小见大、以微见著。这不光要有蕴藉的意绪,还包涵苍劲的笔力。正是余先生的散文过人之处。余先生一生都奉献给教育事业,他曾在六间大学任教。且看他在文字上对这六年教学生涯的布局和点睛:“从指端,我的粉笔灰像一阵漾漾的白雨落下来,落湿了六间大学的讲台。”(《左手的缪思》)余先生以“粉笔灰像一阵漾漾的白雨落下来”,形绘他教学的勤快和频繁,短短三十个字,稍加咀嚼,不难体味其中翩翩的遐想和连绵的气韵。一句“落湿了六间大学的讲台”,丈量了他的教学生涯长度——漫漫的岁月。

都说好的文字是经敲打、冶炼、锻造出来的。余先生的散文是个中的范例。以下是余先先生的夫子自道——

“在《逍遥游》、《鬼雨》一类的作品里,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一类的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搥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拚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这是何等的豪言壮语呀!余先生很多散文都漫漶着家国情,即使是在异国,也有异乡人对故国的浓浓怀绪。

余光中先生的诗作,堪可与他的散文媲美。余光中先生把古今中外的文化淬炼融化而成诗,说他典雅,却擅用现代手法;说他现代,也往往“古意盎然”。余诗的成功,是没有像一些现代派的诗,一味“横的移植”,也没有像“国粹派”,一味地排斥洋文化。可以说他是“纵横”捭阖,古典与现代兼收,中与西并蓄。换言之,古代与现代,中与西,成了余先生这位“酿酒师”的原料,通过糅合、发酵,酿成令人醰然欲醉的老酒,香味四溢。

以他的名作《白玉苦瓜》为例,套用黄维樑的话说:“《白玉苦瓜》不属于歌谣体;在用典叙事上,却与民歌、童谣同样朴实无华。不过,明显的用典虽然没有;与前人作暗合偶合之处,却有迹可寻。”

余光中先生的诗篇,伟哉如名山大川,愤慨如黄河怒吼,温婉如潺潺小溪,无不“缘情”,也兼“言志”。刘勰曾对中国古诗,分类为偏重国家礼俗政权的“诗言志”,和抒发诗人情感的“诗缘情”。余先生是两者皆取,既言志也缘情。余光中先生的诗篇,是他漫漫岁月、辛勤血汗孕育出的串串珍珠,灼灼其烨!

针砭时弊“火气”不减

余光中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在宝岛振臂高呼:“散文要革命!”他尖锐地批评了三种留着辫子的落伍于现代文学运动中的散文:一、夹杂难缠的洋学者和国学者的散文,前者因食洋不化而晦涩,后者因食古不化而酸腐;二、伤感滥情的花花公子的散文,做作地攀在泰戈尔的白胡子上唱童歌、说梦话。用起形容词来,挥金如土;三、专门生产清汤挂面无味作品的洗衣妇女的散文。他们把自己的散文说得干干净净,自以为推行的是文学的纯净主义,其实只是实行文学的赤贫主义。

这是对时下散文通病入木三分的针砭。余先生还首次提出了现代散文的三要素:弹性、密度和质料。弹性,是指散文对于各种文体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是采用各种其他文类的手法及西方句式、古典句法与方言俚语的生动口吻,将其重新熔铸后产生的一种活力;密度,是指散文在有限的篇幅中产生更强烈的美感;质料,则指作家在遣词用字的匠心对文字的精心锤炼与选用。这是达致好散文的必要条件。

余光中先生撰文批驳了要求散文宣传化、大众化的论调。许多宣传家强调散文的实用性和宣传性,而他见解是:“纯正的文学作品,正如辛克莱·刘易士所说的,也是一种宣传,可是它没有时空和对象的限制,它是最高意义的,永远有效的宣传,因为它不是实用的。”他还指出,“五四以来的散文创作在大众化上获得了普遍的成功,但从普遍的意义上来看,尚未臻于丰富精美的境界。我们必须自大众化的时代进入艺术化的时代。”

余光中先生文章火候已臻炉火纯青之境,但他晚年“火气”不减。前些年,他寄了一篇文章给我,题为《莫随瑞典老头子起舞》,直斥瑞典学院十八位老头(院士)的评审标准。文章指出:“诺贝尔文学奖颁赠迄今,已逾百年,得奖名单,颇有一些不孚众望而引起争议者,例如美国的赛珍珠、英国的吉卜林,甚至如丘吉尔与罗素,也予人‘捞过界’之感。反之,大作家如托尔斯泰、康拉德、纳博科夫、哈代、伍尔夫夫人、普鲁斯特等等却与诺奖无缘。所以诺贝尔文学奖是一项很不平衡的荣誉,坐令许多大作家、许多横海的巨鲸游过网外。”文章又说:“即使在西方,此奖仍不免‘死亡之吻’的恶名。海明威、川端康成都是此奖得主,纵有此奖加持,仍以自杀告终。莫言得此奖后,书虽畅销,却未获读者畅读。”余先生这一论断,颇有石破天惊之笔!

余光中先生是一棵枝繁叶茂、亭亭如盖的文学大树,于诗、散文、批评、翻译,样样能,件件精,在各个领域结下累累的果实。他曾说过:“无论我经营的是什么文类,其苦心一以贯之,便是对中文的敬爱与责任。”

收到余光中先生的新作:《中国古典诗之虚实互通》,是他读《瓯北诗话》的札记,一个月后,他却已仙去!瓯北是清代中期诗人赵翼,乃一介清官廉吏。余光中先生的这篇诗论,竟成了他的绝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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