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火气

正义的火气

五四学人不独胡适有这样的思考，钱玄同也曾在致周作人信中反思说：“我近来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它来讲德谟克拉西，讲布尔什维克，讲马克思主义，讲安那其主义，讲赛因斯，……还是一样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他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换言之，胡适和钱玄同都察觉到了五四时期“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语）的态度其实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1990年黎安友和史天健在中国开展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关于政治行为和态度的调查。调查采用了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中提出的政治-文化变量，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持不同政治意见的人的容忍度相对较低。只有17.4%的人愿意允许持不同意见的人表达他们的观点，只有10.3%的人愿意允许那些不受欢迎的观点得到传授和出版。教育程度不同的每一类回答者，都比《公民文化》中的五个国家的相似者，显示了更大的不容忍。

除了政治，当代中国在道德上强求一致的情形也很普遍。社会常常在道德问题上作出判断，并习惯于运用法律，强制性地把社会的道德贯彻下去。我们都还记得，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恐惧“多数的暴虐”，更恐惧“社会本身是暴君”，甚至认为后者的危害比前者还大。而他对社会暴政的戒心，并不是由于社会上的多数人打算将行为乖张者绳之以法，而是由于多数舆论可能对少数特立独行的人形成看不见的压力，迫使不同的意见和个体的创造性就社会之范。如果个体性、首创性真的要有所发展，那么自由原则所要求于社会的，将不只是法律上的豁免，还必须有道德上的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