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耘文学评论里的人格色彩

来源:羊城晚报-金羊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7-09-27 17:03

黄秋耘是一位战士,也是一位文人,他一生经历坎坷,从戎之路遭遇到的种种磨难、种种经历都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展示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也成为他文学创作最主要的两个主流思想。他既是一位散文家,也是一位批评家,他的作品立足于现实生活,有对生活极敏锐的洞察,他说道“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勇于干预生活”,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干预生活”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中心要点。

1949年之前,黄秋耘一直做党的地下工作,还要担任公开职业谋生,没有多少时间写作,但写作在他看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他情感寄托和情怀抒发的一种方式。他的作品极具思想性,敢于针砭时弊,大胆揭露文学界当时存在的问题,例如《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刺在哪里?》、《犬儒的刺》、《锈损了灵魂的悲剧》等,代表了黄秋耘的思想,也表达了他的心声。在他下乡期间,经常与贫苦农民在一起,使他深刻感知到他们生活的艰辛,所以常常在作品里为民发声、为民请命,也是在这样的经历下促使其写出了《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不应该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胆量去揭露隐蔽的社会病症,没有胆量去积极地参与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胆量去抨击一些畸形的、病态的和黑暗的东西,他还算得上是什么艺术家呢?”黄秋耘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把文学与现实联系起来,讲人道主义,主张作品要反映生活、干预生活,为人民群众发声。这种情不自禁的为民请命可以追溯到黄秋耘的中学时代第一篇作品《吴来源之死》。

黄秋耘主张评论自由,要真实反映生活,他在《古怪的猫的自白》里提到他的人生信条——要“对革命的忠诚,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他也是按照这个信条作为其文学评论的标准。最能体现黄秋耘思想性的文体当属他的杂文,他在文坛被关注也是因为杂文创作。他的杂文创作时间比较长,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所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广泛,从知识分子的改造、社会现象的批判到为人之道、文学见解等,黄秋耘积极发挥杂文“投枪匕首”的作用,以强烈的批判精神进行文学改造和社会揭露,大胆抒发自己的观点。黄秋耘受人道主义和革命性的思想影响,因此表现在作品中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充满力量的革命精神。

黄秋耘将战士的气魄和文人的品格融为一体,他的文学评论既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又有真实细腻情感的流露,他将散文家细腻的笔触与丰富的情感融入到文学评论、文学批评中,将理性与感性结合,产生了独有的文学魅力。他的文学评论和文学批评具有散文化的特点,不仅易于读者阅读和接受,也包含着一种写作的智慧,为他的作品增加了艺术性。黄秋耘自己也承认自己的文学评论是有散文色彩的,他说“我的文学评论文章还是带有非常明显的散文色彩的。特别是人民常常把它们当做我的‘代表作’的那几篇,例如《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山乡巨变>琐谈》《孙犁作品的艺术特色》《从微笑到沉思》《一部诗的小说》等等,与其算是正儿八经的评论文章,还不如算是‘议论性的散文’,或者‘散文式的评论’,总之,是介乎散文与评论之间的‘两栖类’文字。”这种散文化特点令黄秋耘的评论文字极具感染力,易于展现自己真实的情感,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这表现出黄秋耘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现实生活所饱含的热情,他对生活是有自己独特理解和独特思考的,他说过:“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见解,独特的思想,或者不敢坚持自己的思想,就没有独立的风格,也就没有真正的艺术。”

在一些评论文章里,黄秋耘也会将感性和理性相结合,既有情感的真实顿悟,也有理性的分析思辨。他在《应当向托尔斯泰学习什么?》、《<约翰·克利斯多夫>说几句公道话》中都是有具体的分析和论证,具有很强的论辩色彩,从感性上升到理性。在《<约翰·克利斯多夫>说几句公道话》中他一方面肯定了约翰·克利斯多夫的人格和艺术风格,另一方面又分析强调如果其个人奋斗不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胜利还是无望的。感性的情感认知有了理性的分析渗入,使这篇评论既有理有据,又有深刻的思想性,还有一定的启迪作用,这绝不只是黄秋耘感性的直接流露,而是经过理性思考分析的。但是值得指出的是他的理性思考依然是建立在是否与人民大众相结合、为民发声的基础上,这又一次让我们看到黄秋耘对人生信仰的忠诚与坚定,这彰显的也是他崇高的人格色彩。

编辑:林晓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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