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坚:重新认知中国博物馆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来源:羊城晚报-金羊网 作者: 发表时间:2017-09-27 17:02

  南通博物苑

原震旦博物馆旧址,位于现上海市重庆南路225号,如今是交大医学院健康科学研究所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图/由受访人提供

徐坚,2000年获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博士学位,同年起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南中国即东南亚大陆地区考古学、艺术史和物质文化。2005-2006年担任美国巴德学院访问助理教授,2008年获法国高等人文研究基金会爱马仕学人资助。

继《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之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坚近期又推新著《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继续其对1949年之前中国文博事业的梳理与阐发,“告别收藏史,走向思想史”。

《名山》一书,书名似乎取意太史公所云“藏诸名山”,可见名山与“藏”的关系,而近代博物馆的本质,正是将各种类型的“收藏”公于天下。

今天,中国正迎来博物馆、美术馆建设的新热潮,从思想史角度梳理、研究、阐释早期中国博物馆历史,实有启示意义。徐坚在书中指出,上世纪30年代早中期,中国博物馆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此后既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创造,也经历了“从旧到新”的改造;既与风云诡谲的时代风潮欲说还休,又与新生的实证科学同声共气;既有域外观念和实践的移植,也有独特本土实践和经验的总结。

壹 “古为今用”的

一种表达方式

羊城晚报:其间先后出版《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它们之间构成怎样的联系?

徐坚:两者之所以被当成姊妹篇,并不因为它们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相反,作为作者,我绝不希望这是个复制过程——无论是学术上,还是在社会文化上,这都是毫无价值的。

但是,两书仍然有超乎寻常的密切关系。首先,姑且不论学术遗产的正负面价值,考古学是博物馆的最亲密的盟友之一。我甚至在《名山》中提到,几乎同期起步的两者构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作为一个二三十年前的考古学专业学生,我从本科时代开始就同时涉足博物馆学。对于我和很多人而言,博物馆学就是我们的专业。上世纪九十年代晚期,纽约历史学会的以非裔纽约人为主题的黑色纽约史展和果园街97号的移民博物馆给我以巨大的冲击,我又开始接触新博物馆学。

第二,无论是考古学史,还是博物馆史,我都试图强调,相对于编年史,我更倾向于学科史和思想史。借助发现历史上被隐没的前辈,被曲解的经典,被遮蔽的光芒,借助重估学科遗产,我想表达对学科现状和未来走向的关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古为今用”的一种表达方式。

羊城晚报:您在《暗流》《名山》中着重呈现、分析了不少典型个案。您如何处理“以小见大”与“宏观史观”的关系?

徐坚:两书之中,我都强调了被我称为“情境主义“或者“情境分析”的方法。正是这种方法,帮助我将具体叙事和宏大结构联系起来。简单地说,情境就是一切关联的总和。

在情境主义观念下,孤立的器物、事件或者人物都没有分析价值,真正有阐释价值的是情境。将任何器物、事件或者人物从它所从属的情境中剥离出来,当作“证据”,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也不倾向采取“小中见大”的方式。麻雀不是获取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样本,麻雀就是世界,或者说,世界的种种现实和想像都体现在麻雀上。

贰 侵华战争终止了博物馆“以日为师”

羊城晚报:您在《名山》中指出:“以张謇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博物馆实践就是在日本影响下出现的。”如何评价日本对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影响?

徐坚:我个人认为,在很长时期,日本博物馆是中国近现代博物馆的效仿榜样、经验来源和竞争对象。在博物馆领域,没有任何国家像日本一样有那么多学者牵涉进来,也没有任何国家像日本一样,影响了中国博物馆从最具体的馆藏到最宽泛的博物馆理论的方方面面。我们还可以发现,博物馆入华实际上是更为宏大的日本对华思想和文化影响的组成部分。比如,博物馆观念是如何被中国接受的,这不仅仅是国人如何翻译特定术语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博物馆作为承担特定功能的社会机构的观念是如何深入人心的。

张謇日记和孙钺等人的回忆显示,张謇的博物馆实践是他在家乡南通的整体性社会改造的一部分,博物馆上的“以日为师”可以从其他的教育、实业等实践中得到进一步证实。中国最早涌现的博物馆学观念、方法和理论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日本博物馆之父棚桥源太郎的深刻影响。

羊城晚报:但是日本侵华战争改变了这种正面影响。

徐坚:不可否认,正因为博物馆是社会文化和文化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少日本学人和博物馆人都参与了殖民地和占领区的博物馆的建设,这是具有政治和道义罪恶的。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既终止了中国博物馆学习和借鉴日本的潮流,也迫使中国博物馆开始清理日本印记,尘封早期进程中“以日为师”的记忆。更为致命的是,日本侵华战争给刚刚走上发展之路的中国博物馆带来了灭顶之灾。

叁 抗战之前的博物馆已具备“中国特色”

羊城晚报:那么中国是否有自己的博物馆传统?在中国博物馆模式的探索过程中,出现了“中国特色”吗?

徐坚:为了避免歧义,请允许我分成两个时间范畴来回答:在近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出现之前,中国自身没有博物馆渊源。中国历史上有收藏,甚至有不少声名赫赫、令人怀想或者景仰的收藏,但是绝没有“博物馆”的前身。

“博物馆”是特定的社会文化概念。缺乏公共性,就不会出现博物馆,所以博物馆显然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产物。博物馆不可能从历史上的收藏自然成长或者过渡而来。按照李济先生的话,宣称近现代学术和学科“古已有之”,无异于冒充汉姓的胡人。

但在近现代意义的博物馆出现之后,也就是《名山》所覆盖的时间范畴里,甚至形成了“中国博物馆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的高潮。到抗战之前,中国博物馆取得的成就基本都是中国所特有的,也可以说,就是“中国特色”。

羊城晚报:那么如何理解在上世纪前中叶出现的这个中国博物馆的“黄金时代”?

徐坚:最早出现在中国、由西人创设的博物馆总体上和中国人社会无关,以张謇和南通博物苑为代表的遵循日本经验的尝试筚路蓝缕,有开创之功,但却过度依赖张謇,也不具有推广的可能。甚至在张謇去世之后,南通博物苑每况愈下,难以为继。

但是,无论是帝室收藏的改造,还是全新的国家和省市博物馆的创立,都是近现代中国的特有情境的产物。遍观中外,绝无仅有的民众教育博物馆在中国的博物馆建设历程上,第一次如此广泛地深入社会各阶层,如此强烈地引起观众回应,如中国最早出现的省级博物馆之一——脱胎于图书馆的云南博物馆。此外,地质学和生物学催生的中国最早的科学类博物馆,就是中国科学事业最直观的成绩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无一不是中国特色。所以,博物馆在中国诞生和成长的最初半个世纪里,不仅形成“中国特色”,而且还有毫不逊色于欧美日本的“黄金时代”。

肆 博物馆应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利器

羊城晚报:今天被认为是博物馆、美术馆的时代,但软件(策展、收藏)完善似乎远没有赶上硬件建设的步伐。重新发现早期中国博物馆的黄金时代,可以给今天怎样的启示?

徐坚:在今年的几次演讲中,我提到中国博物馆正在迈进第二个黄金时代。斯蒂芬·康恩在《博物馆与美国智识生活》和《我们还需要博物馆吗》中都详细讨论了博物馆的“黄金时代”的概念。当下的发展潮流出现了博物馆的数量激增,博物馆建筑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漂亮,跻身于城市新地标等新现象,但是,这并不是“黄金时代”的必要内容,甚至都不是核心内容。

只有回顾历史,回顾前一个黄金时代,我们才能知晓,博物馆的黄金时代是博物馆走向社会文化生活中心舞台的时代。因此,观察博物馆先驱在第一个黄金时代里的作为,就很容易理解当下的博物馆人的努力方向。

羊城晚报:今天的博物馆到底应该向前辈们学些什么呢?

徐坚:我所指的向历史学习,并不是亦步亦趋地复制前辈们的成就,尽管不少前辈可能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已经取得了我们今天都艳羡不已的成绩。相反,我更强调的是情境式反省:博物馆第一个黄金时代相对于它所从属的大时代意味着什么?博物馆前辈们是如何实现第一个黄金时代的理想的?只有这样的比较,我们才能明白,博物馆第一个黄金时代所对应的范式是经典博物馆学,即作为绝对的、客观的社会教育和休憩机构的博物馆是如何确立,并发挥功能的。而当下的范式则应是强调底层、多元视角和多元价值的新博物馆学。

所以,今天的博物馆应该成为多元社会的代言人和多元价值的守护者,换句话说,应该通过表达、诉求和沟通,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利器。在中国博物馆最早的半世纪发展中,我非常欣喜地发现,我们的前辈已经达成多样追求、多元表达和底层关怀的群体性认识,这甚至领先于国际潮流。

编辑:林晓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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