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粤军”在台湾的批评实践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古远清 发表时间:2017-08-07 22:23

□古远清

台湾有一支“文学粤军”

二战后台湾文学理论,是整个台湾文学理论史中的一个特殊时期。研究丰富多彩、复杂多变,包括粤籍文学理论家在台湾所书写的文学理论批评,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史理解为大陆、台湾乃至港澳这样一个四度空间的文学理论,无疑是拓展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范围的一个方法。

战后粤籍台湾文学理论家,如果从研究、评论的内容分,则主要有以学术性研究见长的纯理论家,如古添洪(原籍广东鹤山)、陈慧桦(原籍广东普宁)的比较文学论述,唐文标(原籍广东开平)是以研究张爱玲著称的小说评论家,还有现代诗评论家周伯乃(原籍广东五华)、钟玲(原籍广州),散文评论家钟怡雯(原籍广东梅县)。

文学理论比创作离政治更近,也更敏感,这就难怪关杰明(原籍广东)和另一位粤籍评论家唐文标从象牙塔走出,联手批判现代诗的晦涩难懂,这正与台湾社会西化的趋势密切相关。

“文学粤军”在台湾不仅有左翼批评实践,而且还有中性的学术建设,这就是台湾文学系统内的马(来西亚)华粤籍学者的文论生产,即从南洋漂来的文论,如陈慧桦、钟怡雯所占据的位置和论述对象的边缘性,并不妨碍其在华文文论版图上占有重要板块。

唐文标挑战诗坛激扬文字

从1970年代初起,在反帝、反西化的左翼保钓运动的思想冲击和新世代诗人推动下,现代诗坛开始了内部反省。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在新加坡大学英文系执教并为台湾《中国时报》“海外专栏”撰稿的关杰明,刮起了一股导致现代诗人创作路线的论战与反省的旋风。

唐文标结束客座教授的职位,回国前夕发表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的共同之处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批判“艺术至上论”。唐文标把“逃避现实”者视为“新一代的有闲阶级”,认为“他们的文学,是嗜好的,而非需要的;是赏玩的,而非合成一体的;是小摆设的,而非可运用的;是装饰的,而非生活的。”在第一篇文章《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里,他列举了新诗中的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以周梦蝶为代表的“传统诗的固体化”;二是以叶珊为代表的“传统诗的气体化”;三是以余光中为代表的“传统诗的液体化”。对这“三化”,唐文标并未作具体解释,但他批评现代诗未为社会、现实服务的意图仍可体现出来。分上、下篇的《诗的没落》,副标题为《香港台湾新诗的历史批判》。上篇《腐烂的艺术至上论》,主要以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作批评的靶子,批评其“助纣为虐,鼓励青年写逃避文学”。下篇《都是在“逃避现实”中》,批评现代诗人不该搞个人逃避、非作用的逃避、思想的逃避、文字的逃避、抒情的逃避以及集体的逃避。这种逃避贻误青年,使“他们也学习这些,在其中三分之一痖弦,加一点叶珊,调余光中之味,配洛夫之色,烧烤之下,又一首新诗了。”

唐文标的文字写得十分富于感情色彩和讽刺意味,感叹“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而所表现的文学竟全没有社会意识、历史方向,没有表现出人的绝望和希望”。《僵毙的现代诗》火药味更浓,作者特别强调“今日的新诗,已遗毒太多了,它传染到文学的各种形式,甚至将臭气闭塞青年作家的毛孔。我们一定戳破其伪善的面目,宣称它的死亡。”

唐文标居高临下,危言耸听,以法官判决式的口吻宣判现代诗死刑,致使整个台湾诗坛喧哗骚动起来。比起过去诗社与诗社之间、诗人与诗人之间的争辩,唐文标以一人的激扬文字、粪土当年现代诗的气魄向整个诗坛挑战,自然犯了众怒,受到众多诗人、作家的抵抗。

左翼文学思潮的传承

关杰明和唐文标的文章尽管讨伐对象相同,但仔细考察两人的文章有差别:关杰明的火药目标是周梦蝶、余光中,而唐文标多了个叶珊(杨牧)。关杰明批评现代诗,多集中在语言文字的共通性问题上,而唐文标着重在思想。在保卫传统方面,关杰明多站在人文立场,而唐文标则站在民间立场。两人的共同毛病是不够客观、科学,盛气凌人,但在文学上,关、唐受到左翼文学思潮影响,其文章引起人们思考现代诗向何处去的问题。

所谓左翼文学思潮,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五四文学革命后最重要的文学思潮。它所形成的文学理论在新文学界举足轻重,在光复后的台湾仍保持着强大的、主导性的影响。但在1950年代,这种左翼政治、文化思想全面遭受压制。在主导性的影响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再加上社会沉闷,台湾文坛一直缺乏生机。这时半路杀出关杰明、唐文标这两位粤籍评论家,他们所点燃所发动的这场批判现代诗运动,不妨视为左翼文学思潮首次冲破冷战思想体系而得到的一次勃发,在光复后的文艺运动史乃至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超越了由20年现代主义与反共文学所构筑的思想防线的论战,特别是那横扫一切的凌厉之风,70年代后期在陈鼓应身上得到薪传。

编辑:林晓彦
对《“文学粤军”在台湾的批评实践》表态
对《“文学粤军”在台湾的批评实践》发表评论

滚动新闻

羊城晚报